福巴夫問：    您可否敘述一下，您是如何及為何創立主業團的呢？您認為有哪些事件是它發展過程中的主要里程碑呢？

施禮華答：    為何嗎？從天主聖意脫胎而來的事物，只有一種解釋，那就是：天主要利用它們來表達祂拯救世人的心願。從一開始，主業團就是普世性的，是公教的。它的誕生，不是為了解決一九二零年代歐洲面臨的具體問題，而是向普世萬國的男男女女，向在各種處境，種族，語言，各種生活環境和狀況中的人們（單身的，已婚的，喪偶的，或司鐸們）宣佈：他們都能熱愛和服務天主而無須放棄他們的日常工作，家庭生活和正常的社交關係。

    它是怎樣創立的嗎？沒有人為的資源。那時候，我是個二十六歲的司鐸，除了天主聖寵和良好的幽默感外，便一無所有。主業團開始時是非常微小的，只不過是一個青年司鐸，一心一意地想做天主要他做的事情而已。

    你問我有哪些里程碑。對我來說，主業團每幫助一個人更接近天主，從而使他更能成為他同胞的兄弟，那便是主業團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我也可以提及幾個重要的日子。雖然它們或許並不是最重要的，我想就我記得的給你幾個約略的日期吧。一九三五年初，我們作好準備，要在法國開始工作，其實就在巴黎。可是正在那時候，西班牙內戰爆發了。接著，又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我們不得不推遲主業會的擴展。

然而，擴展是必須的，延期也只能是最小限度的。一九四零年，主業團在葡萄牙開展。經過之前數年幾次籌備性之旅，恰巧是在大戰結束的同時，主業團就在英國，意大利，法國，美國和墨西哥開展。此後，成長與擴展的節奏變得更迅速。從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零年起：在德國，愛爾蘭，荷蘭，瑞士，阿根廷，加拿大，委內瑞拉，和其他歐洲和南美洲國家開始工作。與此同時，我們還在其他幾個大洲開展：北非洲，日本，肯亞，和其他東非洲國家；在澳洲，菲律賓，奈及利亞。

    我還記得在某些特別的日子，在不同場合，歷任教宗對主業團溢於言表的親切之情，。從一九四六年起，我一直在羅馬居住，並有幸覲見教宗庇護十二世，若望二十三世，和保祿六世。三位教宗都對我們表現出真正的慈父之情。

福巴夫問：    您怎樣解釋主業團的輝煌成就呢？而您又是以什麼標準來衡量這些成就的呢？

施禮華答：    如果一項事業的性質是超性的，那麼它的所謂「成功」和「失敗」，按照字面的一般意義而言，是無關重要的。正如聖保祿對格林多人所說的，在靈修生活上，別人對我們有什麼想法，甚至我們對自己有什麼想法，都是無關宏旨的；重要的是天主對我們有什麼意見。

    無疑，主業團已傳遍全球。現在，已有近七十個（目前已超過八十個）國藉的男男女女屬於主業團。說老實話，這都使我感到驚訝。我對此無法提供什麼解釋。唯一的解釋是這是天主的聖意。因為「聖神願意向哪裏，就向哪裏噓氣」，祂利用祂認為合適的人來聖化世人。對我來說，這是一個感謝主恩的時機，是令人謙虛的時機，是懇求天主賜給我們聖寵好能常常為祂服務的時機。

    你還問我用什麼標準來衡量和判斷。答案非常簡單：是聖德，聖德的果實。

    主業團最重要的使徒工作是在於它的每一個成員，每天在與自己的朋友和同事往來接觸時，以他的生活言行作見證。誰能衡量這種悄悄的，謙遜的使徒工作的超性成效呢？要衡量我們從一個忠誠的朋友那裡所得到的幫助；或要衡量一位好母親給她的家庭帶來的影響，實在是不可能的事。

    不過，你的問題或許是指那些主業團負責的合作性使徒工作，假定它們的成果能以人性或技術性的觀點來衡量。例如，一所工人技術培訓中心是否有促使它的學員們取得更高的社會地位；一所大學有否向學生提供完備的文化與職業方面的培訓等等。如果說這就是你提問的意向，那麼，我要說，它們的成效部分取決於這些機構是由經過精心培訓，由實際從業的專業人員來主持執行的。這就表示，除了其他因素外，這些活動都是按照那些機構所在地區的具體情況，逐一個別籌劃，以求適應當地實際需要，而不是單憑主觀預定的空洞計劃實行的。

    可是，讓我再說一遍，主業團首先感興趣的，不是人為方面的成效。我們活動的真正成功或失敗，除在人事方面善於經營的因素之外，還取決於這些事業是否能幫助執行的人，是否能幫助使用這些機構所提供的服務的人，都能熱愛天主，都能對世人抱有手足情誼，並且都能把這種情懷成為人類作出貢獻和無私地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