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味王曾犯下重罪。儘管他血脈中承載著「從亞巴郎到基督，世世代代那澎湃洶湧的洪流，」[1] 他仍讓自己受邪惡矇騙。他奪取了烏黎雅的妻子（烏黎雅是他軍中最勇猛的將士之一），並將她的丈夫派往戰場前線使其死於刀劍之下。這位將「十誡銘記於心」[2] 的達味，對自己罪孽的深重視而不見。於是，奉天主差遣的先知納堂，來到了他的王宮。耐人尋味的是，先知前來，並非向他宣讀梅瑟的律法，也非提醒他作為選民牧者的職責。與達味面對面，他只是說：「在一座城裡有兩個人……」（參閱撒下12:1-7）。納堂給達味講述了一個故事。
「你就是那個人」
先知講述了一個富戶，儘管牛羊成群，卻毫不猶豫地奪走了他貧窮鄰居僅有的一隻被視如己出的小母羊，用以款待一位旅客。達味聚精會神地聽著納堂的故事，他義憤填膺、霍然起身，喊道：「做這事的人該死！」他甚至當場計算出為糾正這不公義所應賠償的數額。直到此時，先知才結束故事，他的任務完成了。「你就是那個人」，他如此解釋。納堂無須再多言。達味亦然：要旨已再清楚不過。《聖詠》第五十一篇，便是這位帶罪君王在天主面前懺悔哀求的見證。[3]
在那短短的幾分鐘內，達味的內心與思緒經歷了什麼樣的變化？為何一個虛構的故事能讓這位國王如此清晰地看清自己活在謊言之中？一個故事能否照亮我們對世界、或對自身某些未能真正理解的事物？一個從未實際發生過的敘述，難道終究不是微不足道之事嗎？這些問題，正是幾個世紀後，亞里斯多德在撰寫《詩學》時所追問的。這位希臘哲學家亟欲明白，為何在觀看舞臺上角色的行動時，他似乎能在自身內發現某種新的東西。他的這篇論著，不僅為劇作家與編劇，也為觀眾——無論是當時的劇場觀眾，抑或現今的電影與電視觀眾[4]——提供了重要的參考，指引他們如何從沉浸於故事的時光中獲取了最大的益處。
我們螢幕裡的世界
在藝術史上，攝影的發明標誌著一個轉捩點。藝術家首次擁有的原料，不再是黏土或顏料，而是對現實本身的自動複製：一個世界的碎片，一幅由光繪成的圖畫。因此，舉例來說，我們會被老舊的照片深深吸引：即使我們幾乎看不清模糊影像中是怎麼一回事，或難以分辨誰是誰。真正令我們著迷於那些黑白照相的，其實是它們的根源——現實本身。正如一位研究視聽世界的偉大學者曾觀察到的，攝影這種光的語言，「使我們得以（……）在複製品中，讚賞那些僅憑我們雙眼原本無法學會去愛的事物。」[5]
因此，攝影催生了一種與現實緊密相連的藝術，它根植於現實，如同雕像附著於其模具一般。接下來，連環中的下一環節出現，只是時間的問題：電影，一種不斷移動的現實投影，一塊彷彿能承載世界並隨之轉動的銀幕。難怪最早關於電影放映的記載，都流露出對銀幕上那些神秘畫面所展現的動態深深驚嘆。
電影拍攝與剪輯技術每一次新的進步，都引發了關於電影本質的新辯論。但廣義而言，我們或許可以說，電影與影集之所以令我們著迷，是源於我們佇立於自身所處世界的投影之前，更具體地說，是源於對那個世界中所做的種種抉擇——這個「銀幕內」的世界，矛盾地，卻也非常「真實地存在此處」，即使是在奇幻或動畫片中亦然。當我們的注意力被某些視聽內容所吸引時，類似於達味王聆聽納堂時所發生的事，便會發生在我們身上。這位國王在王宮大廳裡所做的，以及後來那位哲學家在希臘市集廣場上所從事的，我們今日也經常在做：在家看影集，或在電影院觀看影片，或在其他無數螢幕環繞著我們的場所。我們把感官專注於故事之中。
在電影院中默觀
乍看之下，沉浸於視聽故事中的這些時刻，彷彿是我們與天主關係中的一段插曲。然而，對於一個尋求走上祈禱之路的靈魂而言，事實可能恰恰相反：如果默觀不在於做許多事，而在於聆聽天主——祂透過周遭的事物向我們說話——那麼，故事同樣能引領我們走向祂。上主就坐在我們身旁的扶手椅上，祂渴望我們看見祂所看見的，讓自己被他人的敘述所感動——有時是很痛苦的——從而磨練我們聆聽的敏銳度，或是對細微的舉動與渺小的事物感到驚奇。沉醉於美的事物，能淨化我們那常被強烈刺激而過度飽和的感官；這使我們對周遭環境更加敏銳，從而為超性的默觀奠定了人性基礎。
「閱讀是多麼困難啊！」一位當代哲學家曾如此驚嘆。[6] 對於電影，我們也可以這麼說：觀賞一部好電影，並非總是容易的。為了欣賞更美好的事物，並發掘表象之下的深層內涵，我們需要願意培養自己的品味，並像孩子般學習，他們逐步發現更複雜或更細緻的味道。倘若達味不是一位「積極的觀眾」，懷著開放與耐心的專注，他就不會被納堂的故事打動，也無法認出自己的不義。拉丁動詞 spectare 意為「仔細觀看」，這絕非偶然；而加上前綴後，它變成 expectare，意為「耐心等待」，這也絕非偶然。這些內在的過程，儘管可能需要時間來培養，卻能幫助我們選擇真正有價值的事物。
聖若望保祿二世熱愛戲劇，無論是作為演員、觀眾或劇作家。因此，當電影崛起為一門大眾藝術時，自然也引起了他特別的關注；不過，他很快便區分了純粹娛樂的電影與具有更深層志向的電影。「除了以娛樂為首要目標的電影外，還有一種更貼近存在性問題的電影類型。它的成功或許不那麼引人注目，但它反映了大師們的作品，他們透過自己的藝術，豐富了人類的文化與藝術遺產。面對這些電影，觀眾感到被引向深思，朝向現實中某些他們可能不熟悉的層面，他們的心被觸動：他們在影像中看到自己的映照，面對不同的觀點，無法保持無動於衷。」[7]
認出我們自己的觀看方式
我們首先想到的電影或節目，或許遠遠達不到這番宏偉的描述：我們消費的大部分視聽內容，其作用在於提供一種休息，好比散步、隨意運動或單純打發時間。其中有些內容，純粹是為了暫時刺激感官而設計，除了逃離日常之外，別無更多企圖。然而，也有一種電影，它在提供休息的同時，也開啟我們新的視野，並提出新的智識或存在性的挑戰。
並非每個人都以相同的方式坐在螢幕前面，就如同並非所有傳入我們耳中的音樂——從狂熱的舞曲節奏到偉大的古典樂章——都能在我們內心激起相同的回應。聽到前一種音樂，我們多半僅獲得單純的愉悅；後一種音樂，除了愉悅之外，我們可能還會經歷真正的反思、批判性觀察、內省，甚至轉變的過程。[8] 電影也是如此：它可以成為一種騎上他人的自行車，踩向美妙而未曾探索的、包括我們自身的內在領域。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需要培養耐心與毅力，學會欣賞停頓與靜默，因為那些需要付出努力的部分，也同樣是故事敘述的一部分。但電影同樣可以成為一個附在我們自行車輪胎上的小馬達，為了以些許放鬆的身心結束一天。值得牢記的是，無論是哪種情況，我們所領受的風景都將伴隨我們、持續幫助我們修身養性。
我站在螢幕前的姿勢（這會根據當下的需求而有所不同），決定了我正在進行的行動。與此同時，正是這種觀看方式（作為觀眾的我對那一刻的期待），決定了我透過感官接納何種故事，儘管幾乎任何內容都唾手可得。「萬物皆與觀看時所蘊含的意圖息息相關，」教宗方濟各曾對一群電影工作者說，「取決於觀看時所投入的意向性，這不僅是眼睛的活動，而是更深刻的事物。它是對現實的一種凝視。事實上，這種凝視揭示了內在世界最為多元的取向，因為它既能看見事物，更能窺見事物的內在。」[9]
那麼，我們該如何選擇更好的故事？我們該為電影或電視保留哪些時光？我們又該如何充分善用它們？C.S. 路易斯認為，對抗劣質文學的最佳防禦，是大量接觸優質文學：[10] 與其對所有事物都抱持懷疑，不如主動去尋找卓越的作品，即使我們不一定能立刻找到。這適用於任何其他的藝術，包括電影。我們最好的防禦之道，在於學會分辨何謂真正的美，以及何謂僅僅是意識形態、操縱手段或膚淺之物。我們最好的防禦之道，在於鍛鍊自己的眼光，以辨識美——也就是從敘事角度來看所呈現的真理——這未必總會引導我們走向最愉快或最舒適的選擇，但必定會引領我們走向最具成果、且最令人振奮的選擇。
人人共有的渴望
亞里斯多德在仔細研究類似達味王經歷的現象時，指出歷史記述與優秀的虛構作品（他稱之為 poietic，源自希臘文 poiesis，意為「創造」）之間的區別在於：虛構作品處理的不是一個特定的人物、在某個特定地方存在過、擁有自己的名字和故事，而是呈現「某一個人可能會遭遇的事。」[11] 正因如此，他甚至認為這類故事比歷史更「富於哲學性」且「更具深度」。故事往往傾向於探索人類對幸福渴望的某個面向；它們向我們展示了無窮路徑中的片段——有時令人困惑，甚至相互矛盾——我們沿著這些路徑，或靠近、或偏離我們真正的終極目標。觀賞一部好電影，就如同站在一面潛在的鏡子前，凝視那個「我們未來可能成為的樣子。」
「走進電影院，就像跨越一道門檻，」教宗良十四世曾對一群電影從業者說。「在黑暗與寂靜中，視覺變得更敏銳，心靈敞開，思想也準備好接納未曾想像的事物。你們的藝術形式，正如你們所知，需要專注（……）。電影遠不僅僅是一個銀幕；它是欲望、記憶與疑問的交匯點。這是一趟感官之旅，在其中，光芒穿透黑暗，言語與靜默相遇。」[12]
故事，無論是書寫的或拍攝的，也具有成為一座宏偉大廳的能力，讓來自最不同背景：地理的、文化的、社會的或靈性的人們在此匯聚。如果聖保祿曾運用一世紀的詩歌，來與他周圍的非基督徒世界尋找共同的基礎（參閱宗 17:28），而聖猶斯定也曾借鑑二世紀的異教哲學，那麼我們在今日以當代語言講述的故事中，發現人人對幸福有著相同的渴望，也就不足為奇了。聖若望保祿二世曾觀察道，電影是「一種極其敏銳的工具，能夠及時解讀那些匆促的觀察者可能忽略的跡象。」[13] 同一個故事，往往能在世上不同角落的人們心中引起類似的共鳴。正因如此，對於當今的使徒工作而言，我們每個人都持續去發現故事，以及真理如何透過美展現自身的方式[14]，就顯得至關重要。
「發現」是關鍵詞。在故事乃至整個藝術的領域中，真理的表達方式並非清晰的陳述，或無可辯駁的三段論證；相反，它挑戰我們，呼籲我們與之對話，試圖提出正確的問題。如果基督宗教可以被理解為天主對人類最深切渴望的回應，那麼我們的任務便是妥善地提出這些問題。而我們經常會透過說故事的方式來做到這一點，正如耶穌在福音中所做的那樣——但要記住，故事絕非某種為了將真理悄然偷渡進來而做的偽裝。一位美國作家在被問及她故事的訊息時，曾說，唯一的可能就是從頭到尾讀完它們，因為一個故事「是一種體驗，而非一個抽象概念。」[15] 如果一個偉大的故事能被濃縮成短短幾行的道德教訓，那麼它大概從一開始就不值得被講述。[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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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聖施禮華在納瓦拉大學校園宣講「熱愛世界」時——這個學府日後將培養出許多視聽領域的專業人士——他解釋道：「我們在最可見、最具物質性的事物中，發現不可見的天主。」[17] 我們在工作的工具中、在周遭人們的疲憊中、在我們共享家庭聚餐的餐桌上找到祂……而如今，透過螢幕傳遞給我們的故事，正是我們世界中最可見、最受注視的事物之一。我們花時間與它們相處，並與它們對話。我們在感官和內心為它們保留一席之地。它們是我們用以解讀世界和自身的透鏡之一。正因如此，將它們編織進我們與耶穌持續的關係中至關重要，如此一來，它們也能成為默觀與熱愛世界的場所。
[1]參閱 J.M. Ibáñez Langlois, El rey David [King David], Editorial Universitaria, Santiago de Chile, 1998, pg. 39 (our translation)
[2]同上
[3]聖施禮華每日在工作結束後誦唸此聖詠，並要求日後繼任他領導主業團的人同樣這麼做
[4]關於亞里斯多德對電影的相關性，參閱P. L. Cano, De Aristóteles a Woody Allen [From Aristotle to Woody Allen], Gedisa, Barcelona, 2002
[5]參閱 A. Bazin, What Is Cinema?, vol. I, trans. Hugh Gra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1967, pg. 14
[6]A. Llano, Segunda navegación [Second Voyage], Encuentro, Madrid, 2010, pg. 300 (our translation)
[7]聖若望保祿二世，演講，1997年12月1日
[8]參閱本篤十六世，週三公開接見活動，2011年8月31日，論「美之路」為通向天主的途徑
[9]方濟各，演講，2019年12月7日
[10]參閱 C.S. 路易斯《批評的實驗》劍橋大學出版社，劍橋，1961年
[11]亞里斯多德《詩學》1451b
[12]良十四世，與電影界人士會面，2025年11月15日
[13]聖若望保祿二世，演講，1997年12月1日
[14]參閱拉辛格《走向耶穌基督之路》Ignatius Press，舊金山，2005年
[15]F. O’Connor, Mystery and Manners: Occasional Prose. Selected and edited by Sally and Robert Fitzgerald.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69, pg. 75
[16]「在藝術之美中，本質即是外在表現本身；或者換個說法，在藝術作品中，深度即是表面，而表面即是深度（……）。用傳統的說法來說，內容即是形式，形式即是內容，」J.M. Ibáñez Langlois 在《美與藝術》第五章（Rialp，馬德里，2023年，我們的翻譯）中如此寫道。換言之：一個懷有藝術追求的故事是一回事——其中重要的部分僅存於故事本身——而一個僅被用來闡釋某個真正想傳達的其他訊息的故事，則是另一回事。[16]
[17]聖施禮華，「熱愛世界」，收錄於《會話》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