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人類歷史,我們會驚訝地發現,工作在各個世紀中的演變是多麼巨大。僅在一萬兩千年前,我們當時仍以狩獵和採集為生的祖先,開始耕作土地。畜牧業逐漸改良,生產力不斷提高。從最初簡陋到日漸複雜的機械工具的發展,改變了手工業、農業、建築和紡織生產。最初依賴自然元素、動物或人類自身力量的能量,在十八世紀末逐漸被蒸汽機取代,隨後又被內燃機和噴射推進系統取代。科學的進步使人類得以發現並使用電力、傳輸電磁波,以及控制核能。整個二十世紀,科技被廣泛應用於工作領域。近幾十年來,微處理器促進了資訊處理和機器控制。我們的建築、旅行、通訊、教學和學習方式都改變了。我們的工作方式已經改變,並且將繼續改變。
在這種不斷的發展中,有什麼是穩定不變的?超越所有這些變化,從人類學的角度來看,是什麼定義了人類的工作?與其他生物不同,人類工作不僅僅是為了滿足基本需求,例如生存、獲取食物或繁殖。我們也能夠為未來規劃,根據生活需求改造環境,創作藝術作品,並將知識傳遞給後代,從而使進步成為可能。歸根究底,工作是我們得以生存的原因。
然而,在古代世界,無論是希臘羅馬文化還是其他非基於聖經的傳統,工作並未享有任何特殊的尊嚴。它反而與卑賤聯繫在一起,被視為一種勞累且從屬於人類狀態的特徵。生命中真正的圓滿在於閒暇,而閒暇被理解為從事智力的樂趣(如哲學)或各種形式的娛樂和享樂主義的機會。或許是由於這種潛在的觀念,在後來的幾個世紀中,某些基督宗教苦修主義的流派將工作僅僅視為一種讓人忙碌的手段,幾乎是對抗無所事事和空想危險的補救措施。
現代與當代哲學經常思考人類與科技之間的關係,常常在兩種極端之間搖擺:一方面,樂觀地相信歷史將引領我們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甚至達到透過機器完全取代人類來超越工作的地步;另一方面,則是災難性的悲觀主義,擔憂不受控制的技術與科學進步最終將導致人類及其所賴以生存的星球的毀滅。
眾所周知,教會的神學和訓導當局對工作進行了廣泛的反思,主要集中在工作的倫理和道德層面,由此產生了教會社會訓導。然而,關於工作的精神價值的反思卻少得多。很少能找到作者或文獻談論工作在基督徒靈修生活中所包含的動力;談論工作是上主與人之間對話的場所,是宣講福音和建立天國的空間。這正是為什麼聖施禮華的教導在今日引起了特別的興趣。主業團的創辦人教導說:工作——以及延伸到日常生活——是與天主相遇的場所,也是大多數人追尋聖德的領域。工作產生了一個人際關係網絡,這有利於基督徒的使徒工作,並且構成了必須被聖化的材料,以使我們生活的社會更加基督化,從而更加人性化。事實上,我們可以談論一種在「工作中、並透過工作」而成聖的特定聖召。主業團創立(1928-2028)百年的臨近,提供了一個契機,讓我們重新發現這個訊息的相關性,並認識到它在一個不斷演變的世界中,對教會的使命及社會生活的貢獻。在這個世界裡,新型態的工作正塑造著現在,並引導著未來。
是祝福,而非懲罰
那些接觸到主業團創辦人教導的人,常常會對他強調工作尊嚴的堅持感到驚訝。他將這種尊嚴放在創造的背景下,甚至是在亞當犯罪之前:
「正如我自1928年以來一直宣講的那樣:工作不是詛咒,也不是對罪的懲罰。創世紀在亞當背叛天主之前,就已經談到了工作的事實。按照吾主的計劃,工作應是人的一個恆常特徵,人將藉著工作,在創造的宏偉工程中合作。」(《天主之友》81)
「不要弄錯。人工作的責任並非原罪的後果,也不僅是現代的發現。這是天主在此塵世託付給我們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方法。它的目的是充實我們的日子,使我們分享天主創造的能力。它使我們能夠賺取生計,同時『為永生收集了果實,』(若4:36)因為『人生來是為工作,如雛鷹自會飛翔。』(約 5:7)」(《天主之友》57)
因此,工作是每個人的原始條件和自然召叫:「工作,是人的原始聖召;天主的祝福。誰若以為工作是一種懲罰,實在是大錯特錯。天主是最好的父親。祂把人類原祖安置在地堂樂園內,讓他在那裡工作 ut operaretur。」(《犁痕》482)
如果我們想理解工作的意義和價值,我們必須從烙印在每個人身上的天主的形象開始,而不是從罪及其後果開始。聖施禮華感到蒙召在教會內形成新基業的使命,來恢復工作的原始價值和尊嚴:
「確實,我的子女們,藉著來到主業團並這樣行事,我們所做的一切只是回顧:天主希望我們熱愛工作。當聖經敘述第一個人的受造時,告訴我們:『上主天主將人安置在伊甸的樂園內,叫他工作。』(參閱創世紀2:15)犯罪之後,工作仍是同樣的現實,儘管現在——因為那罪——與痛苦和勞累相連:『你必須汗流滿面,才有飯吃。』(創世紀3:19)我們在創世紀中讀到。工作並非偶然之事。它是人生命的法則。」(《書信14》3)
確實,這關乎「回顧」某些對創世紀的解釋可能忽略了的東西:工作不是懲罰,而是祝福。我們的原祖父母並沒有從天主那裡接到一個簡單的命令或一個卑賤的任務。祂給了他們一個真正的祝福:「天主祝福他們說:『你們要生育繁殖,充滿大地,治理大地,管理海中的魚、天空的飛鳥、和地上一切爬行的生物!』」(創世紀1:28)沒有什麼比將工作視為詛咒更偏離聖經精神的了。在亞當犯罪之後,男人和女人仍然是創造者所意圖的「管家」和「守護者」,儘管他們的工作現在需要努力,而且常常不穩定且缺乏保障。儘管人類暴露在犯罪的風險中,正如巴貝耳塔的故事(參閱創世紀11:1-9)向我們展示的那樣,人類仍然可以透過他們細心、勤奮的工作來朝拜天主:他們建造祭壇,製造約櫃,並建造耶路撒冷聖殿。
只要世上還有男人和女人
工作從起初就是任何人生命中的一個存在維度,加上人類活動呈現形式的多樣性,這促使聖施禮華提出了兩個基本的考量。第一個是:天主召喚主業團在世俗中成聖的每個人,在某種程度上必須「包括」他們每個人已經在從事或正在準備從事的專業與人性召叫:
「要確信:我們的職業召叫是我們作為基督徒身份中必不可少、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吾主要你在你所在的地方,在你因任何原因選擇的工作中成聖。對我來說,任何不違反天主律法的工作都是美好高尚的,並且能夠被提升到超性的層面,也就是說,融入那定義天主兒女生命的、持續不斷的愛的流動之中。」(《天主之友》60)
第二個是:鑒於人類工作形式的多樣性與豐富性,以及日常生活的具體情況,在工作中並透過工作成聖的召叫,幾乎自然而然地意味著一個普世成聖的召叫。
這個新基業所鋪設的途徑,旨在持續直到時間的終結,因為正如聖施禮華所寫:在這世上永遠會有工作的男女:「只要世上還有男人和女人,主業團就會存在。」(《書信3》92)
毫無疑問,普世成聖的召喚紮根於聖洗聖事,而非工作。正是聖洗聖事使信友與耶穌基督結合,邀請他們在整個生命中活出與祂的認同。天主子民的全體成員:聖職人員與平信徒、修道與奉獻生活者、男人與女人、健康者與病弱者,都被召叫去努力追求基督徒的完美。
然而,領悟到聖德可以透過工作和日常生活來追求(參閱《書信3》2),使主業團創辦人能夠證明,這種普世性在實踐上是人人可及的。他宣稱,這樣一來,通往天主「世間的神聖道路」就打開了(參閱《基督剛經過》21;《天主之友》314),因為所有工作和日常活動都能成為與天主相遇的場所(參閱《天主之友》149、208)。
下面兩個特別重要的記載:
「去吧,我的孩子們,去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在任何一個誠實人可以生活的地方,我們都會找到可以呼吸的空氣。我們必須在那裡,帶去我們的喜樂、內心的平安,以及將靈魂帶到基督面前的渴望。我所描述的地方在哪裡?在知識分子那裡嗎?是的,在知識分子那裡。在體力勞動者那裡嗎?是的,在體力勞動者那裡。那麼,哪一種最好呢?我會告訴你們我以前告訴過你們的:任何出於對天主以更大的愛所做的工作,就更有價值。當你工作並幫助你的朋友、同事或鄰居,而他們沒有察覺時,你就是在治癒他們;你就是那位治癒的基督;你就是那位不岐視、與需要健康的人同在的基督,就像我們任何人隨時可能遇到的情況一樣。」(1974年6月23日,布宜諾斯艾利斯市 Coliseo 劇院聚會)
「你認為這樣說算是小事嗎?我們在街頭巷尾也能夠而且必須成聖:無論是推著車賣冰淇淋的小販、整天在廚房工作的員工、銀行行長、大學教授、田間勞工,還是背著行李箱的搬運工……他們都能且必須成聖?是的,我們都被召叫成聖!」(1974年5月30日,聖保羅聚會,引自 S. Bernal,Msgr. Josemaría Escrivá de Balaguer;A Profile of the Founder of Opus Dei,Scepter,London 1977)
這兩段文本,特別是第二段,透過直接提及各種活動、專業和行業,闡述了成聖召喚的普世性。如果所有誠實的工作都能被聖化,並成為與天主相遇的場所,那麼成聖召喚的普世性便如同勞動世界的無數面向一般,涵蓋了歷代男女所從事的一切工作。
聖施禮華深信,他受感召創立的這個新團體必能歷久彌新,這份信念奠基於一個簡單卻深刻的確信:既然工作是人類的自然狀態,那麼工作的聖化便永遠是可能的。在平凡生活中,我們永遠能生活在天主的臨在並熱愛祂。
他所提倡的道路,並非將其他形式的基督徒見證:那些因特定的奉獻或教會誓願而要求全心投入默觀祈禱,及以各種形式與世俗分離的見證——加以調整,以適應平信徒。聖施禮華深知,他所面對的是沉浸於世俗活動中的人們。他們同樣能夠達到祈禱生活的高峰,並與天主合而為一。例如,他一再使用「默觀的」這個形容詞,以及「身處世俗中的默觀者」這一表述(參閱《犁痕》497;《鍊爐》738、740),用以指稱勞動者的平凡生活,便暗示了這一點。勞動者、母親、科學研究人員及藝術家,皆能達到與隱修者同樣深邃的祈禱境界——儘管隱修者的生活方式遠離塵世:
「我主在這些年裡興起了祂的主業團,是要這真理不再被忽略或遺忘:每個人都有責任聖化自己,而大多數基督徒必須在世上透過他們的日常工作來聖化自己。因此,只要世上還有男人和女人,主業團就會存在。永遠會有這樣的現象:各行各業的人,憑著自己的身分,在自己的專業或行業中,透過成為在人世間的默觀靈魂,來追求聖德。」(《書信3》92)
工作,一個使命的場所
工作社會學的專家指出,現今在已開發國家出生的兒童中,約有三分之一將來會從事目前尚不存在的職業。社會生活的動態將在未來幾年塑造新的行業,在這些兒童進入就業市場之前。儘管我們這個時代有著快速變遷的特徵,我們仍然堅信聖施禮華關於工作聖化的教導具有完全的現實意義,因為它指向的是工作的「人」,而非他所從事的特定工作「類型」。
主業團創辦人在他向深陷於世俗現實中的基督徒講道時所勾勒出的靈修輪廓,其實為我們今日所面臨的許多不確定性提供了清晰的解答。
在當代世界,工作常常被視為一種障礙,阻礙人們將時間奉獻給自己、家庭或個人興趣。生命,「真正的」生命,似乎只有在工作日結束後才開始。這種觀點的典型表現是工作日與週末之間的對立:工作日在忍受中度過,等待週末到來;漫長的工作月份因假期的解脫而被忍受。即便是有基督信仰的人,也傾向於認為只有在工作之後,才能夠為他人奉獻、參與使徒活動、祈禱和培養內在生活。
雖然這種看法有一定道理,既因為工作耗費了無法用於其他活動的時間和精力,也因為許多工人在有損人類尊嚴的條件下勞動。但其隱含的結論是:靈修生活、與天主的關係以及對他人的關懷,只有在工作環境之外,在脫離日常生活的空間中才能蓬勃發展。城市本身似乎也在強化這種邏輯,推動其居民去尋找替代的場所來進行休閒、反思和尋找意義。
然而,與福音一脈相承——因為耶穌既在城市也在鄉間宣講,親手工作,並且熟悉人類工作的現實——於是聖施禮華的宣講提出了另一種觀點。他教導「生活的合一」與「聖化日常事物」:我們在日常活動的實踐中找到天主;工作不僅不妨礙祈禱,反而可以成為祈禱;工作在祭台上佔有一席之地,與聖體一起。基督徒的承諾、使徒工作,以及社會在人性與精神上的成長,往往是透過工作進行的。
這並不意味著這些目標也不能在工作環境之外追求,我們從個人經驗都知道這一點。但它告訴我們,工作並「不妨礙」基督徒的生命或使命。相反,對許多人來說,工作是「這種生命和使命自然表達和得到滋養的場所。」
我們當代的許多人將工作視為投射自我形象的鏡子,把職業承諾變成一種自我肯定。專業成就成為向世界展示的名片,證明自我價值的憑證。另一方面,失敗不僅令人沮喪,甚至可能使這個人徹底喪失自我。
當工作被視為個人自我肯定的特權空間時,我們可能很容易開始「崇拜」它,甚至到了願意為它「犧牲」時間、健康和人際關係的地步。到那地步,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工作就成了一尊偶像。而這尊偶像其實就是我們自己。
即使是技術工具,如果不能導向服務他人和共同福祉,也可能成為偶像。絕非偶然的,聖座最近一份關於人工智能與人類智能關係的文件《古今交融Antiqua et nova》(2025年)正提醒了這一風險。告誡我們不要將我們最深切的期望(對關係、確定性、安全感的渴望……)傾注到這些技能中,因為那將等同於把它們變成一種技能偶像(參閱《Antiqua et nova》105)。
遠離那種偶像崇拜的觀點,一個如福音中所見的、連貫一致的工作觀(聖施禮華為我們這個時代重新解讀並傳達了這一觀點)有助於我們保持人類努力目標的正確秩序:只為光榮天主、服務近人、促進社會的福祉。但這也意味著接受十字架的犧牲,首先信賴天主,而非人性保障。
主業團創辦人敦促我們要把工作做好:有幹勁、專業,避免膚淺或未經細想的解決方案,堅持認為這不僅是將我們的工作作為悅納的祭品獻給天主的必要條件,也是一股能夠醫治我們時代許多弊病的轉化力量。
在這個急功近利、缺乏深思熟慮的時代,不惜一切代價追求結果的執念,正侵蝕著專業精神,並削弱了對程序與法律的尊重。恐懼與情緒往往取代了對事實的冷靜與理性分析。因此,「把工作做好」的呼籲,即使這需要時間與心力,無疑是一份天賜的邀請。從這個角度來看,成功與失敗便有了嶄新的意義。
能力、專業精神與學習,不僅能避免工作出錯,更能防止對他人造成傷害及資源的浪費。教導人們如何妥善工作,無疑是能為社會乃至教會提供的最偉大服務之一;畢竟,當缺乏技能或對現實及世界動態的認知不足時,教會同樣難以免於陷入神職主義的泥淖。
最後,將人類的工作理解為對創造與救贖工程的參與,這是聖施禮華著作中反覆出現的觀點,使我們對進步有了深刻而平衡的看法。這意味著承認科技是創造力的正當體現,也是按天主的肖像與模樣所受造的人類之靈性層面的體現。
從這個角度來看,科技進步與人的發展不能被視為對立的力量。科技與倫理、科學與智慧,不僅能夠、而且應該和諧共存。基督徒的生活並不認同「少些科學,多些人性」這種觀念,因為人類正是透過科學與知識而得以成長。
正如聖施禮華所言,男女引導進步所憑藉的自主權與自由並非絕對的,而是源於親子之情;他們以天主子女的身分行使這份自由,並深知自己肩負著服務的使命。在基督的國度裡,統治即是服務。當工作真正由仁愛與服務精神所引導時,科學的進步便成為真正的人類進步。
本系列由羅馬宗座聖十字大學教授群撰寫,協調人為 Giuseppe Tanzella-Nitt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