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德華多·歐提斯：醫學教授（收聽普通話錄音）（分為兩部分）
愛德華多·歐提斯（Eduardo Ortiz）：醫學教授
這篇關於愛德華多·歐提斯的簡短傳記性文章，摘自若望·科弗代爾（John Coverdale）的電子書和播客「相遇：在各行各業中尋找天主。」《相遇》簡單的介紹了幾位人士，他們都活出了聖施禮華在平凡日子裡尋找天主的信息。
愛德華多·歐提斯·蘭達蘇麗（Eduardo Ortiz de Landázuri）是西班牙全國知名的醫師和內科醫學教授，生於1910年。他曾申請過海軍學校，但未被錄取。在面對需要選擇其他職業的情況之下，他把所有可以學習的科目一一寫在紙條上，放在一個袋子裡，然後隨意的抽出一張，上面竟然寫著「醫學」。儘管他以這種有點隨便的方式當了醫師，愛德華多最終深深愛上了醫學，並完全投身其中。
他於1927年進入醫學院，成為卡洛斯·希梅內斯·迪亞斯（Carlos Jiménez Díaz）的弟子，迪亞斯是二十世紀上半葉最著名的西班牙醫學教授。在念醫學院時，他加入了社會主義黨，並擔任醫學生職業協會（一個左翼團體）的副主席。他非常高興看到西班牙拒絕君主制，並在1931年成為共和國。
他於1934年從醫學院畢業，開始在馬德里的一家傳染病醫院工作。在那沒有抗生素的時代，醫院是一個陰沈的地方，但他在那裡遇到了未來的妻子蘿拉·布斯卡（Laura Busca）。她那時已念完藥學學位，正在進行博士研究。他們第一次約會時，蘿拉開了一個條件，她堅持他們要各付各的費用。
1936年西班牙內戰開始時，愛德華多的父親是一名職業砲兵軍官，不幸被共和黨當局判處死刑。因為愛德華多與重要的共和黨政治人物有些交往，所以設法撤銷父親的死刑判決，但條件是他的父親必須在共和軍中服役，但是他拒絕了這個條件。愛德華多和母親、妹妹瓜達露佩（Guadalupe）一起，在父親的牢房裡陪伴他度過了最後的時刻。
父親的處決，無論在宗教上還是政治上，對愛德華多來說都是一個轉捩點。他在學生時代和執業初期，在宗教上是冷漠、不關心的，但是從那時開始，他認真的看待他的信仰。在政治上，他決定不能再是馬克思社會主義黨的成員，甚至秘密加入了長槍黨，這個政黨從意大利法西斯主義中汲取了很多靈感並支持佛朗哥。內戰期間，他在醫院的病房中，庇護了幾十個因為政治觀點不同而有被逮捕危險的人，或者僅僅因為他們是為人所知的虔誠天主教徒。他也在家裡庇護處於險境的人，包括兩名修女。內戰期間，他雖被共和軍徵召為軍醫，但能夠繼續留在馬德里的醫院工作。
1939年內戰因佛朗哥將軍的勝利而宣告結束時，愛德華多因為他的社會主義黨員身份，以及曾經在共和軍中擔任醫療中尉而受到軍事法庭的審判。然而也因為他在內戰期間，曾經庇護過一些人，以及他（雖然是秘密的）長槍黨員身份，使他在政治立場上，被判無罪並有資格繼續就業。他在監獄裡獲得一個監督醫療照護的職位，並開設了一間小型私人診所。1944年，他以「營養不良」為題，成功的完成博士論文的答辯。
格拉納達的十年
1948年，愛德華多在格拉納達贏得了醫學教授職位。格拉納達在西班牙算是一個中等規模的城市，位於馬德里南邊250英里（425公里），坐落在內華達山麓，以其傑出的摩爾建築古蹟而聞名。接下來的10年，他進展得非常順利。在醫學院裡，他用創新的方式結合研究、教學和病患臨床護理，使他在當時的醫界中脫穎而出。他成為醫學院院長，並成立了一個約40名醫師和科學家組成的團隊，隸屬於內科醫學系。他經常參加德國和英國的醫學會議，並在國際醫學界慢慢的建立聲譽。1958年，他被任命為該大學的副校長，並具備了成為下一任校長的絕佳條件。他的私人診所也蓬勃發展，逐漸成為格拉納達及周邊地區領先的內科醫師。
愛德華多和他的家人在格拉納達過得非常舒適滿足，並期待在那裡擁有充實和幸福的未來。這個家庭在大學和城市裡交結了很多好友，愛德華多成功的私人執業為他提供了豐厚的薪水，使他們有能力聘請司機，並在城郊擁有一幢美麗的房子。也使得他在大學醫院看窮困病患時，能夠個人支付他們需要的青黴素等藥物的費用。
遷往潘普洛納
1952年，在老磨坊（Molinoviejo，主業團的第一個會議中心）參加了一次避靜之後，愛德華多加入主業團成為已婚成員。同年，有幾位主業團成員在潘普洛納創辦了一所高等教育機構，當時稱為納瓦拉大學（Studium Generale of Navarra）。先從法學院開始，1954年增加了醫學院。創校的同仁希望它能成為一所完整的大學。然而，他們必須考慮到西班牙政府對高等教育的嚴格控制，當時他們並不清楚如何才能夠獲得政府的承認，而成為一所獨立的大學。
在西班牙，學生從高中畢業後，就直接進入醫學院。醫學院的最初幾年僅包括了課堂的教學，沒有包括臨床的部分。這使得納瓦拉大學的醫學院在最初幾年，能夠在納瓦拉省立醫院院區的一棟舊建築的教室中間運作。（在那個時代的西班牙醫院是由政府經營的機構，宗旨在看顧窮困的病人。有錢的病患則在醫師的私人診所就診。如果他們需要住院護理，就得去私人診所。）
在1958年秋天，醫學院擁有原來租賃的舊建築，加上在潘普洛納郊區省立醫院院區內新近完成的一棟四層建築。新設施包括教室、食堂、圖書館、一些基本實驗室和門診診所，但是仍舊沒有病床，也沒有臨床教學的空間。他們需要一所配備病床和手術室的大學醫院，然而資金來源卻還是不明朗。
此時，醫學院院長前往格拉納達去邀請愛德華多加入他們教職員的行列。從表面上看來，這個提議不但一點也不吸引人，甚至是很瘋狂的。這樣的搬遷將迫使他捨棄很多的朋友，並且把全家人的生活連根拔起。潘普洛納是一個以服務周邊農業社區為核心的小鎮。相較於格拉納達，那裡的建築毫無特色，文化與社交生活也乏善可陳。天空經常是陰雲密佈，全年大多數月份至少有十天會降雨。
從專業角度來看，愛德華多將放棄在挑戰的大環境中的安全職位，加入一所新近成立的學校：沒有官方的認可、設施不足、教職員工數目稀少、前途非常不看好。從另一方面來看，能夠成為一所大學計畫的一部分是令人興奮的。計畫如果成功，可能會突破政府經營的官方大學的僵化模式。他能夠根據從導師迪亞斯醫師那裡獲得的願景來塑造醫學院，結合研究、教學和臨床三方面的實踐。最重要的是，他深知主業團創辦人極度的重視這個項目。
他諮詢了妻子蘿莉塔，她的回答是：無論他認為什麼是最好的，她都很樂意去做。他也去拜訪了他的恩師迪亞斯醫師，並尋求他的建議，他也許心裡暗暗希望，老師會勸阻他不要做這樣瘋狂的事。結果恰恰相反，迪亞斯鼓勵他接受邀請。「在我看來，這個邀請非常有吸引力。而且以我對你的了解，我認為這會相當的有趣。」後來在一封信中，他補充道：「加油，愛德華多。東方的三位賢士走得比你更遠，而他們只跟隨了一顆星星而已。」理所當然地，他在格拉納達的朋友和同事都試圖勸阻他。
愛德華多也將他的決定告知了他的老友格雷戈里奧·馬拉尼翁（Gregorio Marañón）醫生。他是馬德里大學內分泌學的教授，也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學者，他的研究橫跨歷史等多個領域，堪稱西班牙最負盛名、且備受尊崇的醫師及作者之一。當愛德華多收到他的回應時，感到莫大的鼓舞：「我一聽到你的決定，就強烈感覺那是相當正確的決定。……納瓦拉學派對西班牙大學精神生活的轉型，與學術成效，可能會產生深遠而決定性的影響。……雖然我認為此事終難實現，如果你心生疑慮，要記得：我將永遠是堅定支持你、與深信你的摯友。」
愛德華多和他的家人於1958年9月搬到潘普洛納，正好趕上1958-59學年的開始。他立即開始教學，並建立適合新條件的研究計劃。他也努力認識潘普洛納的教職員工，包括對學校發展至關重要的省政府官員。
成立私人診所需要花一些時間。當時西班牙在醫術界常見的風氣是這樣的：醫學院的教授通常在醫學院之外，設立自己的辦公室，看診私人病患。在格拉納達，愛德華多遵循了流行的做法。然而在他的導師迪亞斯的建議下，他將收費定得比其他醫師高了五到十倍。他這樣做不是為了致富，而是因為這樣他能夠為自己的家人賺得足夠的費用，同時不會佔用太多醫學院的時間。這個策略運作得很好。人們覺得如果他能收這麼高的費用，他一定比別人優秀，人們很快地就發現，他確實如此。他成為格拉納達及周邊地區富裕人士的首選醫師，在不佔用醫學院太多時間的情況下賺了大錢。他也在醫學院診所免費看診，或以極低收費照顧大量的病患，所以他向來就不只是有錢人的醫師。
潘普洛納醫學院院長以為愛德華多會在市中心某處開設私人診所。然而愛德華多建議要在醫學院裡面看私人病患時，院長感到很驚訝。因為院長顧慮到在醫學院裡會造成一些不方便：某些潛在的病患會認為，在治療窮人的醫院內看私人醫師，是有失身份的。然而，愛德華多卻認為自己這樣做的話，他能夠更盡責地履行在醫學院的使命，並為校譽做出貢獻，儘管無庸置疑地，他會賺比較少的錢。他這個慷慨的決定，果然有效的促進了醫院的建設和發展，後來成為納瓦拉大學醫院，今天，該醫院獲得國際聯合委員會的認證，被廣泛認為是西班牙最好的醫院之一。
抵達潘普洛納後不久，愛德華多模仿美國麻省總醫院，而成立了星期六上午的教學會議。會議包括文獻回顧，討論案例。這些教學會議邀請了許多來自潘普洛納和附近城鎮的醫師參加，有助於提高該地區的醫療實踐水平，並促進了這所新興醫學院的聲譽。
愛德華多是一個工作狂。在他漫長的職業生涯中，他看過大約50萬名病患。發表了200多篇文章，在100多個會議上發言。他教授了無數的課程，指導了36篇博士論文。此外，他還參與了醫學院和大學部大量的行政工作。
他也非常珍視友誼，並為他的朋友騰出時間。在給一位老同事的信中，他說：「如果說，世間有任何事物最能彰顯天主賜予人類的恩寵，那莫過於友誼。一切偉大的事物—好像無私的奉獻，以及隨之而來的愛—都始於友誼。」有一次，他從潘普洛納專程去馬德里，只是為了要親自告訴朋友，他的兄弟患了癌症，而不是通過電話告知他朋友。他的一位同事觀察到：「他工作時，似乎顯得雜亂無章，正因為他受更高層次的標準所支配，那便是慈愛之心。只要他發現有人需要幫助，他便會立即前往援助，無論那個人在哪裡。」
為了要做這麼多的事，他不得不減少睡眠的時間，在星期天和假日，他也去診所看病患。有時他整夜守在病危病人的床邊，也經常在深夜拜訪病人。主要的原因，是為了確保他們能得到適當的醫療照顧。他曾經說過：「凌晨三點，你可能救一條命。但是到了早上九點，你所能做的就只有簽署死亡證明。」其實大部分的時間，他只是想去看望、安慰他的病人。
他經常邀請研究生晚上到家裡一起討論文獻和案例。這些聚會是在愛德華多吃完晚飯（西班牙人習慣在9點到10點半吃晚餐）後，大約晚上11點開始，一直持續到深夜。有時免不了他會打一下瞌睡，但是醒過來以後會繼續工作，好像什麼事都沒發生過一樣。
擁有偉大心靈的臨床大師
愛德華多曾經告訴過朋友：「我們有兩種語言：邏輯的語言和情感的語言。邏輯思維是有限的。因此，當你已達到邏輯的極限，沒有辦法達成協議時，唯一的方法就是使用情感。我一輩子，在生活的各個領域中所做的一切，總是基於情感來行事。」在他對病患的照護中，這一點特別的明顯。
愛德華多的醫學方針是在迪亞斯學派中養成的，他高度依賴他為每位患者編製詳盡的臨床病史。這運作遵循「病患永遠是對的」重要原則。這意味著在病患的疾病敘述中，隱藏著可利用來診斷的線索。如果你仔細聆聽病人，他會引導你得到正確的診斷。隨著歲月的流逝，愛德華多將實驗室的檢驗和其他的現代診斷工具納入他的看診中。儘管如此，他繼續依賴臨床病史作為診斷的關鍵要素。他深信，醫師的根據是在於他「洞悉患者個性的能力。只有這樣，實踐醫療的核心—醫病關係—才能展現其最真實的特質。」
愛德華多在潘普洛納的歲月裡，醫學專業的結構經歷了迅速的改變。迪亞斯醫師將醫學視為一個統一的整體，內科居於頂端，其他各專科則為從屬內科的結構。隨著時光的前進，隨著越來越多可利用的複雜診斷工具，專科也變得越來越獨立。愛德華多很難接受這件事實，因為他認為在醫學裡以病患為核心的整體觀正在慢慢消逝。當大學醫院內原屬於內科的部門陸續獨立成科時，他備感煎熬。儘管他承認這種改變存有某些優勢，但這又似乎表現出醫界正逐漸的忽視病患為一個存在的完整個體。
「病人永遠是對的」這項原則，對愛德華多而言也意味著：極其重要的一點在於重視病人對自身病情的看法、對自己處境和需求的主觀感受。例如，當病患要求喝點酒時，他會認為這可能在某種程度上緩解病患的痛苦感，他會毫不猶豫地在晚餐時為病患提供一點酒。他相信「醫生與病患皆可能存在兩種心態。就醫生而言，他可將病患視為臨床案例，遵循診斷、治療與預後的科學法則；或者在不忽略前述前提下，將病患視為承受身心痛苦的個體。病患則可能視醫生為僅是履行職責的專業人員，或珍視醫生的人性層面，視他為值得傾訴的知己。」
愛德華多堅信，「病患需要高度的關注。醫師的使命，不僅是治癒他們。他必須給他們情感、信心和活下去的欲望，有些病人就缺乏這些。」根據他女兒的說法，父親「完全投身於他的病患。他愛他們就像是我們家庭的成員一樣。」
根據他的一位同事，他教學和實踐的關鍵都放在對個別病患的關注上：「當愛德華多在教室或科學研討會中談論病患時，他慣於使用很嚴謹、理性和科學的態度來分析。然而，當他在醫院或在病患床邊時，即使他正在與其他醫師或醫學生交談時，他絕不談論臨床的個案。他們是他的『小病人』，他以特殊的情感照顧每個小病人、寵壞他們。他對病人和他的整體情況的關心，甚至勝過他的疾病。當然，他關心診斷和治療，但他最專注的是這個病人如何處理自己的疾病。他最大的願望是幫助每個人看清病痛含有的正面價值，並能成為一個人改善自己的機會。
當他在醫院巡房時，他經常坐在病患床邊，握住他們的手或輕柔地撫摸他們的頭，很和氣的說話。無論他多麼忙，一旦與他們在一起時，他總是看起來好像他有世界上所有的時間。」
一位與他工作多年的護理師回憶：「我很欽佩他與病患的親切往來。他從未給我任何匆忙或有壓力的感覺。他與他的『小病人』（他經常這樣稱呼他們）的對話很親切。他仔細聆聽，並記錄病患所說的話，即使看起來是微不足道的，他很少打斷他們的談話。病患是唯一的主角。」
一位病患寫信給他：「你恰如其分的言語給我很大的鼓勵，帶來慰藉，更賜予我承受病痛所需的坦然。你宛如守護孩童安眠的善良天使，畢竟病患就像孩童一樣。你無法想像我和家人對你這份善意的感激之情。我們共同的朋友拉納醫生憑著敏銳的直覺所言不虛：『愛德華多醫生憑著他的慈愛與和藹治癒的病人，遠多過他高明的醫術，儘管他的醫術的確治癒了無數的人。』」
1966年，愛德華多成為聖施禮華的醫師。這讓他有機會親自認識主業團的創辦人。他說每次探訪了施禮華後，他都「感到自由自在，像鳥兒般翱翔。」這些會面給了他「渴望在職業生涯中重新開始的衝動。」
儘管從他職業生涯的開始，愛德華多就專注於去認識了解他的病患，並將他們視為值得尊重和關愛的人，但他說，為主業團創辦人看診，幫助他了解「他病患的個性、動機和顧慮，他的恐懼、希望、喜悅與短期的願望。」
獻身於大學
在潘普洛納，愛德華多致力於發展醫學院和大學的其他部門。他大幅地削減了自己在國際學術醫學界建立聲譽的機會，而將注意力轉向機構的實際需求。除了教學、研究和照護病患外，他專注於與地方及省級政府機關協商、結識城市各界人士、籌募資金，並致力將大學診所打造成私人病患願意前往就醫的醫療場所。
他對護理學院及護理人員的工作亦深感興趣。他視護理工作為傳遞基督徒的生命觀、對抗物質主義的關鍵力量：「放眼大學培育的各類專業人才，很難找到一個職業能在抗拒物質主義的戰役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護理人員在病患與家屬面臨生死的關頭時，始終陪伴左右，理應成為真理之光的傳遞者。」他向護理人員傳達了她們工作的重要性：她們是醫師的協助者，而非僅是助手。他敦促她們，在踏入診間時，應該將個人的問題拋諸腦後。值班時，病患應是她們唯一關注的對象。他也鼓勵她們盡力讓病患感到在診所比在家中更舒適自在。
他不斷的給護理師，及其他醫師這種對病患全心奉獻的明確榜樣。一位與他密切合作多年的醫師回憶了一個特別帶有戲劇性的事件。當愛德華多的母親在大學醫院病逝時，他全程守候在她的身旁。但在母親離世後，他只停留了幾分鐘為她祈禱，隨即前往完成他巡房的任務。在返回辦公室的途中，他遇見一位病患的丈夫，有許多話想表達，同行的醫師想用「愛德華多剛剛喪母」為理由，來打斷他們的對話。愛德華多卻悄悄地拉了拉同事的白袍阻止他。同事事後表示「那位丈夫本來可以簡短一些啊，」愛德華多卻回應道：「我們必須為病患留出時間，並向家屬說明病情。」
教師和院長
愛德華多是一位很傑出的教師，始終與學生們保持著輕鬆自然的關係。有一天在醫學院的走廊上，一個學生走近他說道：「教授啊，現在的醫生真是懂得太少了！」「是啊，」愛德華多附和他說道，「但你必須懂得那『少少的』知識，才能通過考試喔。」他總是願意花時間幫助遇到困難的學生，並以深切的關愛對待他們。例如他曾寫信給一名大一的新生，表示願意賜予對方「豐沛的寧靜與力量，使你能夠以單純的微笑接納即將面臨的困境、周遭人們的過失（他們畢竟是凡人，難免不犯錯），以及醫學院第一年艱難的學程中，種種微小的磨難。」提到校園入口處的戶外聖母朝聖地時，他補充道：「如你所知，校園裡有座『美善之愛聖母』的朝聖地。」
他偶爾會對學生動怒，但總能迅速的收斂並彌補自己的過失。有次在會議中，一名學生代表以愛德華多認為不恰當的方式批評了一位年輕教職員，他當場嚴厲的斥責對方，最後甚至說出：「你今後不再是醫學院的學生了。」然而當天下午，他就主動的去找那名學生，給了他一個幾乎將他舉起來的大大擁抱。此事就告一段落。
愛德華多從1962年到1978年擔任醫學院院長，中間在1966至1969年曾暫時 離開職務，轉任大學副校長。從他寫給一位最近被任命為另一所醫學院院長的朋友的信中，可以了解他作為院長的日程安排和生活方式。他堅持需要繼續進行研究、看病患和教學。他強調，行政職務所耗費的時間應該盡量縮減至最低限度。他並建議以下時間的分配：每天2小時上課；1小時看學生；2小時看社會保險的病患；2小時看私人病患；2小時做研究；1小時做院長的工作；2小時祈禱。晚上，1小時學習。如不包括2小時的祈禱，這是每天11個小時的工作日。
當他在1978年卸任院長職務以後，成為大學之友協會的主席。他本來更願意將籌款和培育支持者的工作留給別人，將自己的時間獻給教學、研究和照護病患，但他優先考慮到大學的需要。他在大學之友協會的工作教會了他，「要有耐心，耐心和堅持，最重要的是尋找大學非常需要的朋友，並與他們進行使徒工作。」
大家庭的父親
根據他的兒子卡洛斯，父親認為他的家庭遠比他的職業更為重要。一位同事也證實：「儘管他工作異常的繁忙，無論他從事研究、教學或照護病患，總是全身全心的投入，但他最恆常關切的始終是自己的家庭。他無法如同自己期望的那樣為家人付出更多的時間，但他所能付出的時光都運用得極為巧妙，使每一刻都蘊含著豐碩的成果。」
愛德華多的一個女兒這樣回憶：「父親對我們這些孩子格外的關切。儘管他的工作繁忙，而且壓力沉重，他始終掛念著我們每個人的瑣事，尤其關注母親的點點滴滴。父母倆人感情深厚，彼此心意相通。他以獨特的方式疼愛我們每一個孩子。……溫柔體貼、熱情奔放、積極進取、善解人意、且要求嚴謹，更擁有無比開朗的個性。」
他們在格拉納達時，儘管家裡有司機，但他通常親自開車送孩子們上學，以便能與他們多相處一些時間。終其一生，他盡力與妻子和七個孩子一起吃中午的正餐。他也在家吃晚餐，雖然他經常遲到，但妻子蘿莉塔會等到他回家，晚餐後無論多晚，他們一定會一起念玫瑰經。
愛德華多從不向孩子說教，但他的榜樣對他們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的一個女兒回憶：「儘管他從未告訴我們應該早起或去望彌撒，但他的生活方式感動了我們。這就是我怎樣養成在上學前去望彌撒的習慣。」
他的妻子回憶說：「家搬去潘普洛納後，起初他似乎能為家人騰出較多的時間。我們全家一起常去附近地區郊遊、去看電影，萬一他需要中途停下來看病人的話，我們就會等候他回來。但過了沒多久，他便完全沉浸於他的工作中了。二十四小時根本不夠用。他總要熬夜研讀至深夜。」
蘿莉塔偶爾會抱怨他的工作太過量，但兒子卡洛斯卻如此的描述：「她當初是在完全了解自己所投入的情況下，而選擇了這條路，她完全理解驅使父親在每個場合行動的深層動機，並與該動機完全共鳴。她常說父親在這方面，從當初他們認識時，他就未曾改變過。她坦言自己深愛的就是真實的他，喜歡他本來的模樣。」
愛德華多似乎也意識到自己過度地投入工作。他在1977年的一封信中寫道：「蘿莉塔非常快樂，她以樸實的態度承受了自己的健康問題，並以平和的心境看待我陪伴她的時間是如此的稀少。這所大學這麼吸引了我，以致最終人們會說：『他把所有事都搞砸了。』這是我們在工作過度時，常說笑的，或許我們確實走得太過頭了。」
他們的一個兒子小愛德華多患有腦部病變，時常癲癇會發作，或爆發憤怒。女兒回憶道，父親對他特別地疼愛，親暱的喚他為「小愛德華多」。無論他做了什麼，父親從不對他大喊或斥責，視他為「天主的珍寶，我們必須悉心照料他。」他們全家在與這位患病體弱的弟弟同住相伴的歲月裡，其他孩子學會了如何以諒解和仁愛的實際方式生活。或許正因為如此，愛德華多視小愛德華多為他們「家庭的救贖」。
當小愛德華多二十歲時，他暴怒的發作已危及家人的安全—尤其對常年背痛的蘿莉塔構成威脅—最終不得不把他送入精神病院。此後愛德華多終其一生，每週至少去探望他一次，通常他選在週日上午快結束的時候。
虔敬的生活
愛德華多的日常生活深受他在主業團獲得的培育的影響。當他在1960年第一次遇見未來的聖施禮華時，他回憶說：「父親，您要求我來潘普洛納協助創建大學，如今我們已達到目標了。」「我請你們到潘普洛納來，並非為了創辦一所大學，而是為了成為創辦一所大學的聖人。」聖施禮華答說。
愛德華多說他從創辦人身上學到三種美德：「一、懷抱對鄰人的熱愛，接納他的局限與缺陷，藉此愛所有的人；二、在日常瑣事中體現超性的感受，使人生的旅程永保歡欣；三、以及對這所大學恆久不渝的熱愛。」另外有一次，他這麼總結了他在主業團所學到的：「其一、優雅地背負十字架，是親近基督的唯一途徑，好像與祂同在，處處皆是平安喜樂；其二、平凡工作可成為追求聖德的管道，這聖德應投射於自己家庭及周遭的所有人身上。」
愛德華多努力完善地生活出主業團成員的生活規範。他對聖母瑪利亞懷有格外深切的敬愛。儘管工作繁忙，他每日正午必然停下工作來誦念《三鐘經》。每天晚飯後，無論多麼疲憊或已是深夜，他總會與蘿莉塔一同誦念玫瑰經。每逢週六，全家會齊聲頌唱《萬福母后誦》以恭敬聖母，愛德華多更常親吻家中的聖母像。納瓦拉大學校園內矗立著一座戶外的聖母朝聖地，供奉著聖施禮華贈予校方真人大小的「美善之愛聖母」雕像。自1966年落成以來，無論風雨交加或道路泥濘，愛德華多都堅持每天會去拜訪那座聖母像。他更堅持每週領受告解聖事。在生命的末期，即使好天氣他也很難走動。有一次，在他通常去告解的日子，街道因覆蓋冰雪而寸步難行。主業團中心主任看到他出現在門口時，感到十分驚訝：「愛德華多，你在這樣的日子來這裡做什麼？」他答道：「我是來辦告解的。」
他非常渴望幫助其他人更接近天主。例如，在生命的末期，他邀請朋友陪他一起避靜。參加的有三位：一名醫學生、他妻子常去買東西的商店老闆，以及一個在當地經商的朋友。他經常與臨終病患談論告解和勤領聖事的重要。
疾病和死亡
終其一生，愛德華多身體都很健康。他雖然有跌倒過和一些輕微的事故，但從未病重到需要臥床。有一天他幽默的對一位同事說：「你知道我為什麼從不生病嗎？因為我從不喜歡去看醫師。」
然而，1980年，他體重開始減輕，並出現一些其他症狀。他意識到自己應該做個體檢了，卻一直拖延。在接下來的幾年，他體重持續減輕，腿和腳也出現無力的現象。儘管他已正式退休，但他仍是納瓦拉大學之友協會的主席，繼續非常賣力地工作。協會的前任主席在八十多歲時退休了，有一天與愛德華多分享引導他生活的原則：「第一，活著就像我今天就要死去；第二，工作時就像我要永遠活著；第三，努力今天至少做得和昨天一樣多。」愛德華多完全接受了這些原則，然而月復一月，他發現第三個原則越來越難實踐了。
1983年夏天，他終於去看了醫師，診斷出他罹患了轉移性結腸癌。手術後，他開始感受到神經疼痛，迫使他放棄教學和看病，雖然他還是繼續在大學之友協會工作。他因無法參加1983年10月協會的年會，而錄製了一個短訊，他說：「別以為我會難過。事實上，我內心非常平靜。我相信上主總為我們做最好的安排。祂不會遺棄蘿莉塔或我們任何人。只要我們保持忠信，祂必引領我們回到祂身旁，在那裡我們會與我們深愛的大學創辦人—父親（聖施禮華）相會。」
當他生病的訊息傳出之後，當地報紙採訪了他，並發表了一篇兩頁長、題目為「給臨終者的訊息」的文章。在採訪的某一時刻，愛德華多說：「我真正關心的只有一件事。我想去天堂。是的，我相信它的存在，是我享受與天主同在的地方。天堂是怎麽一回事呢？我的心智太過有限，無法理解或解釋。但我渴望前往那裡。
人們說天主使人順服於祂的旨意，這話千真萬確。如今我意識到自己即將離開人世，我不會說自己毫無恐懼……也不會否認自己寧願毫無痛苦的離開世界。然而我仍接受天主賜予的一切。我對祂滿懷信心，自己最殷切祈求的是：這份始終陪著我愛天主的信念，此刻在我最需要它的臨終之際，千萬不要離我而去。」
這篇文章發表以後，許多人聯繫了愛德華多。一位同事索托醫生寫信給他：「我欠你太多太多，是遠超過你的謙遜所能想像的。你散發著堅毅、寧靜，尤其那份與望德、愛德融合的堅定信仰。」
最令愛德華多動容的，是二十年前在診所碰到過的一位男子的來信。那人寫道：
「我曾是小城鎮的市政職員。如今我一無所有：癌症迫使我退休。像你一樣，我也在等待死亡的降臨，但我的等待充滿了恐懼。
我們之間存在天壤的差異。你是『有宗教信仰，卻不涉及政治』，我是『涉及政治，卻無宗教信仰』。你談論死亡時不帶任何的悲傷，我卻充滿了恐懼。你說自己試圖在生命中盡己所能行善，我則試圖活得忘卻行善之事。你相信天堂，我此刻多麼渴望相信。從前我總以為那與我是毫不相干的。
讀完你的訪談後，想到你我共同的癌症（這是我們唯一的相同點），我竟萌生強烈的渴望—渴望前往那個我從未相信過的天堂。
時隔二十年，我再度去辦了和好聖事。上一回是去你的診所看完病以後。你開的處方箋裡竟包含『去辦告解』這項。當時的病痛與恐懼驅使我去辦了告解；待身體康復以後，我就把此事拋諸腦後……。
你73歲，我37歲。年齡無關緊要。我們兩人在去另一個世界的時日所剩無幾。你是被『清楚而有愛德地』告知病情。我卻被『混亂而欠缺愛德地』告知。
我寫這封信，只因感覺到自己此生第一次藉此做件好事。倘若是我收到這封信，得知自己『為他人行善』必將欣喜不已。這無疑是你與我不同的地方，我仍存有虛榮之心。
醫師，如果天堂存在而且你去到那裡，請別讓我落單，縱使我仍然可能不相信。醫師，感謝你的訊息。」
愛德華多盡可能長時間地繼續為納瓦拉大學之友協會工作。對他的主治醫師來說，他看起來「如同一名正竭盡己力的跑者，奮力衝刺直到精疲力竭的抵達終點。他在許多方面都展現了英雄氣概。」
擔任聖施禮華醫師的歲月裡，他深受聖人全心交付的態度所感動—聖施禮華從未質疑或提出任何建議。他決心模仿他這一點，將自己的醫療決策全權的交託給照護他的醫療團隊。初診以後，他本傾向於拒絕化療，但想到聖施禮華如何無條件的遵循醫師的建議，便打定主意將決定權交給他的主治醫師。
在他生命的最後，醫師們曾經為了是否應採取較激進的手術，還是採取自然療法而爭論不休。當醫師告知他，他們認為用自然療法較妥時，他驚呼：「讚美天主！我正在為此決定祈禱。」他始終沒有試圖影響醫師們的決定。
臨終前夕，一群醫師前去探視他時，其中一人神情極度憂鬱。愛德華多對他說：「安德烈斯，讓我們能看到喜樂的面容。這個生命屬於喜樂的人。」
愛德華多確實經歷過恐懼的時刻，也曾為尚待完成的事感嘆，他對訪客說：「真希望能再活六七年啊！」然而他在祈禱中尋得平安。躺在診所的病榻上，他寫信給友人：「我已心滿意足了。畢竟，我們總要向上主奉獻一些什麼。」他對兒子卡洛斯說：「如今我明白，我的一生充滿了意義，就連最平凡的事物也是這樣。」效法聖施禮華的榜樣，他不斷祈禱：「主啊，求祢增加我的信德、增加我的望德、增加我的愛德，使我的心如同祢的一樣。」於1985年5月20日，他懷抱著這份祈願，安詳的離世。
愛德華多的列聖品案件於1998年開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