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玛斯和帕基塔·阿尔维拉:主业团的早期已婚成员

汤玛斯和帕基塔是主业团最早已婚的成员。 汤玛斯承办了一所孤儿寄宿学校、大学教授,并协助将西班牙的中小学教育制度的整合。 帕基塔也是一名小学教师和校长,终生致力于营造家庭。

汤玛斯和帕基塔·阿尔维拉

汤玛斯和帕基塔·阿尔维拉(Tomás and Paquita Alvira)的这篇简短传记性文章摘自若望·科弗代尔的电子书和播客「相遇:在各行各业中寻找天主。」《相遇》简单介绍了几位人士,他们都生活出圣施礼华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天主的信息。

汤玛斯·阿尔维拉是主业团第一位已婚成员,是一名土壤科学家、中学教师和大学教育学教授。 他的妻子帕基塔是早期女性已婚成员,曾担任小学教师和校长,但在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以后,她就成为了全职家庭主妇。 马德里总教区已为他们两人开启了封圣的程序。 本文用较多的篇幅介绍汤玛斯,并不是因为他的生活比帕基塔的生活更能说明主业团的圣召,而只是因为他作为教育家的职业生涯让他的同事留下了他生活的许多的细节记录。 帕基塔的一生总体来说是极为鼓舞人心的,但由于她以居家生活为主,所以我们对其细节知之甚少。

起步

汤玛斯在西班牙内战爆发前的动荡时期,从大学的化学系毕业。 他在一个乡村小镇的一所小型公立学校找到了一份教书的工作。 尽管他还很年轻,但是他对天主的热心是众所周知的。 然而在1935年,他的大部分反天主教的左翼同事一致却选他为校长。

1936年7月,汤玛斯前往马德里参加公立中学系统永久职位的国家考试。 在他计划返回萨拉戈萨的前几天,佛朗哥将军领导的右翼亲天主教国民军和左翼反天主教共和军人之间爆发了一场内战。

汤玛斯发现自己被困在左翼共和军控制的马德里,在那里作为热心的教徒很容易导致被暗杀。 有一天,他在街上遇到了他任教的小镇的共和军市长。 市长给了他自己的电话号码,以防汤玛斯遇到麻烦。 他们的职业关系以及市长十一岁的女儿对老师的感情,超越了两人的政治分歧。

还有一次,一位与汤玛斯一起前往马德里参加考试,并与他同住一个房间的社会主义同事决定要加入共和军。 在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时,他要求汤玛斯把手表送他。 他解释自己这不寻常的要求:「我认为手表是我最常看的东西,它会让我想起你来。 我想要告诉你,我永远不会开枪杀死敌人,因为他们跟你是一伙的,我不要想让任何事情将我们分开。」

不止一年,汤玛斯常去和大学同学若瑟玛利·阿巴雷达一起书。 在阿巴雷达的公寓里,他遇到了主业团的两位首批成员,伊西多罗·索沙诺和璜·瓦加斯。 1937年9月1日,阿巴雷达将他介绍给创办人施礼华神父。 汤玛斯对「这位年轻神父的坚强个性、言谈的超然愿景、在困境中的乐观态度、令人钦佩的平静、以及待人接物的热情。」留下深刻的印象。 汤玛斯回忆道,「从我第一次见到他的那天起,我就把自己的灵魂交到了他的手中。」

当时,主业团的所有成员都是为使徒工作而守独身的。 他们鼓励汤玛斯也加入他们的行列。 然而,施礼华明白汤玛斯有结婚的召唤,因而告诉他,「目前主业团只能有独身成员,但总有一天,你会以已婚人的身份加入。」

早年

1937年秋天,汤玛斯、施礼华和其他几名主业团成员一起,进行了一次极危险的尝试,打算穿越比利牛斯山脉进入法国,并从那里进入西班牙的国民军地区。 经过几天艰辛万苦的山路跋涉,有一天汤玛斯精疲力竭地倒了下来。 队伍的向导想把他独自留下,但施礼华强烈的反对。 他转向汤玛斯说:「你会跟其他人一样,和我们一起走到终点的。」在这鼓励下,汤玛斯鼓起勇气继续前进,最后成功的进入了国民军控制区。

1939年内战结束后,汤玛斯在马德里新成立的拉米罗学院(Ramiro de Maeztu)获得了科学教师的职位。 该学院由西班牙政府创建,旨在作为其他西班牙公立学校的典范。 除了在 拉米罗学院 任教之外,汤玛斯还活跃于由他的好友阿巴雷达领导的高等科学研究委员会(CSIC)的土壤科学研究所。 汤玛斯也担任CSIC教育研究所副所长。

1939年6月,他与多年前在萨拉戈萨相识的帕基塔·多明格斯(Paquita Domínguez)结婚。 他三十三岁,妻子二十七岁。 她继续在萨拉戈萨地区教书,直到1941年秋天。 他们九个孩子中的长子若瑟玛利亚出生于1940年,但在四岁时死于麻疹。 多年后,帕基塔写信给刚失去孩子的侄孙女:

「我理解你的心情,问上主祂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你。 我现在要说的话可能看起来很荒谬,但原因是天主对你有信心。 祂知道你会继续爱祂,并对祂有信心,同时会意识到透过这种邪恶,祂会给你很多美好的东西。 这就是祂对汤玛斯和我所做的。 当我们高兴地看到我们的小若瑟玛利亚奔跑时,他最美的时刻,天主就在几个小时内,把他从我们身边带去了天堂。 从那时起,我们觉得生活中好像再也没有什么值得期待的了。 痛苦是巨大的,但天主是一位父亲,总是为我们提供好处,即使我们不理解。 试着多些安全感,相信所发生的一切都会让你充满祝福和美好的事。 在天堂里,你有最完美的爱,有一位天使会照顾你们全家人。 请求最神圣的柱石圣母给你现在急需的力量,喜乐很快就会再次成为你生活里的特征。」

1947年,罗马教廷批准了主业团的新章程。 允许已婚人士能够加入主业团,他们与主业团保持密切的灵修生活联系,实践它的精神并参与使徒工作。 汤玛斯于1947年2月15日加入主业团,成为第一位已婚成员。

孤儿寄宿学校校长

汤玛斯在拉米罗学院和CSIC教育学研究所的工作很快就为他在西班牙教育界赢得了卓越的声誉,并成为该学院的副校长。 1950年,西班牙军事化的国家警察部队--国民警卫队的指挥官要求汤玛斯接管玛丽亚·德兰公主学院,这是马德里的一所寄宿学校,招收了500名父亲曾是国民军警卫队员的孤儿。

起初,汤玛斯偏向于拒绝这个提议。 他对拉米罗研究所非常忠诚,并且热衷于在那里工作。 玛丽亚·德兰公主学院是一个已陷入困境、气氛压抑的机构。 这些男孩年龄从六岁到十八岁不等,被安置在宿舍里,每栋宿舍有一百张床位,每张床上都好多个孩子。 男孩子的头都被剃光,并受到严厉的管教,经常受到体罚。 成群结队的大男孩恐吓年幼的学生。

学校的条件和传统与汤玛斯的教育理念截然相反。 他一直认为教育是家长和老师共同努力的结果,但这里所有的学生都是孤儿。 他非常重视自由,但佛朗哥统治下西班牙的这所军事学校的基调是纪律,而不是自由。 教师精神萎靡,教学水平低落。

然而,汤玛斯并没有立即拒绝这个提议,因为他看到,如果他能扭转学校的局面,他将大大改善五百名男孩的生活。 他与帕基塔讨论了这件事,并一起为这事思考、祈祷了很多。 最终,在帕基塔的支持下,他接受了这项任命,但有两个条件:给予他完全的行动自由,和直接与国民警卫队负责人协商的权利,原本后者对该机构拥有最终的权力。

阿尔维拉夫妇带着他们当时的五个孩子(年龄从九岁到两岁不等)搬到了学校校长的家。 当他们在学校生活的七年里,他们又生了三个孩子。 房子虽比他们以前的公寓大得多,还有一个花园,但一开始在冬天并没有暖气,他们不得不在室内穿厚外套。 住在校园里,汤玛斯可以多了解学生,也更了解学校发生的一切。 最终,他知道了大部分学生的名字。 他为每个孩子庆祝他们的主保圣人日和生日,并经常询问他们的家人。 他不只一次地在生病学生的床边度过了大半个夜晚。

第一个任务,在许多方面往往也是最困难的任务,就是改善教职员的态度和工作条件。 汤玛斯的策略是设定目标,但给予个别教师实现这些目标的广泛自由。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年之内他就改变了教师团队。 一本专业杂志发表了一篇他写的名为《教职值得思考的范例》的文章。

汤玛斯也着手改善学校和孩子们的生活区域的物质条件。 他首先拿掉他们床上的号码,并努力清理学校。 最终,他把一百个床位的宿舍换成了每间八名学生的公寓,包括两间卧室、两间浴室、一间客厅和一个小露台。 他鼓励学生用个人物品装饰自己的房间,那些物品可能会让他们想起自己的家人和家乡。 他不满于只改变物质环境,也改变了学校的结构,开放给现役国民警卫队的儿子,这样学校就不会只有孤儿学生。

原先学生必须参加弥撒和念玫瑰经,汤玛斯接任后,他让他们自由决定。 起初,参加的学生很少。 来念玫瑰经的学生念得很快,匆匆念完经文和德叙祷文。 有一天,当他们正在念玫瑰经时,汤玛斯过来打断了他们,「我的孩子们,难道你们没有意识到,你们在向你们的童贞圣母致敬吗? 称她为玄义玫瑰、晓明之星、象牙宝塔、黄金之殿......。 要充满感情地说这些话,就像你在和妈妈说话一样。」多年后,其中一个男孩说「这是我听过的最美丽的事情,我把他的话铭记在心。 当我念玫瑰经时,我总是想起他。」渐渐地,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神父的努力,参与弥撒和念玫瑰经的孩子人数逐渐增加。 汤玛斯与神父合作,也使庆祝重要的教会节日在学校生活中变得更加重要。 七年后,汤玛斯辞去玛丽亚·德兰公主学校校长的职务,回到拉米罗学院。 他留下了一个彻底改变的机构。 三十八年后,在一次校友大会上,在场的数千人全部起立,为他鼓掌了十分钟之久。 根据一位长期合作者和亲密朋友的说法,汤玛斯担任玛丽亚·德兰公主学校校长的七年里:「这些年来,帕基塔和汤玛斯的关系似乎异常亲密。 工作和家庭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汤玛斯结束了在学校的一天回到家,根本没有时间休息,没有时间换档或恢复体力。 他是一个积极、乐观的人,但他在学校的许多日子,尤其是头几个月,都非常困难。 回到家里后,他就恢复了活力。 帕基塔很理解学校的状况,也完全接受他随时都可能离开家去看学生。 她分享了他的担忧。 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生们逐渐意识到她对他们的感情,她也赢得了他们的心。」

1957年返回拉米罗学院后不久,汤玛斯就成为负责教育的副校长,一直担任该职位到1976年退休为止。

创办私立学校

1960年代初,圣施礼华开始鼓励西班牙主业团有学龄儿童的成员开办学校。 目的是为孩子们提供良好的教育,同时传播主业团的精神,特别是热爱自由和努力工作的精神。 第一所此类学校Ahlzair于1963年在科尔多瓦开始。 同年,汤玛斯和另一位成员、著名教育家维克多·加西亚Victor García de Hoz创办了一个机构,专门为这些学校提供指导和支持:教育发展中心Fomento de Centros de Enseñanza(以下简称为Fomento)。

学校遵循汤玛斯和维克多制定的原则,通过个性化教育去努力追求学术的卓越。 他们强调父母亲在孩子教育学习中的核心作用,并让孩子参与学校生活的各个层面。 Fomento学校的宗教和精神培育工作由主业团负责,参加宗教课程和活动则完全是自愿的。

Fomento 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汤玛斯的奉献、乐观和干劲。 如今,它赞助了遍布西班牙的35所学校,共有24,000名学生。 1975年,Fomento意识到需要建立一所师范学院来培训新教师,不仅在基础教育学方面,而且更重视品格的发展和促进自由的氛围。 尽管汤玛斯已经快七十岁了,他还是承担了创建和发展这个新机构的重任,并于1978年获得政府的批准。

汤玛斯是一位天生的教师,他对学生有着浓厚的个人兴趣。 他认为,成功教学的两个关键要素,一是爱学生,二是帮助他们体验学习的乐趣。 汤玛斯面试一位应征第一份工作的老师回忆道,「他并不关心我是否懂得如何教学,而是关心我是否喜欢教育,是否热爱我的职业。」当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师在为年轻老师做演讲时,强调要理解学生。 演讲结束后,汤玛斯对他说:「安东尼奥,还有更多。 我们必须超越理解。 我们必须无条件地爱他们。 否则,教育就不会深入人心,而变成一件不受重视的小事。」当老师抱怨学生的缺点,以及要赢得他们的支持有多么困难时,汤玛斯总会反问:「但是,我们尝试过去爱他们吗?」

汤玛斯对学生的爱不仅是口头上的。 一位从前的学生回忆道:「他似乎为学生做得还不够。 他有多少次掏腰包替学生买教科书,或向已经毕业的学生索取二手书! 当他意识到孩子们饿了,他会给他们买三明治吃,但给他们的方式却让他们不认为这纯粹是做好事,而是作为在课堂上完成的一些工作或服务的报酬。 他的一名高中生确信自己想成为一名斗牛士。 汤玛斯不但没有把他的愿望当作一个幼稚的梦想,反而让他与一位退休的斗牛士朋友取得联系,并安排这个男孩在那里工作,这样他就能准确地了解斗牛士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在课堂上,他遵循的原则是「我们必须让学生习惯感受到努力实现自己愿望的快乐。 学习的乐趣是教育者可以追求的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后来,当汤玛斯担任Fomento师范学校校长时,他将这一点定义为他所谓的「终身课堂」的特征。 「终身课堂」是「教师试图唤醒学生求知的欲望、对获取知识的热爱,这本身就是一种善。」我们不应该试图通过给予学生可能的奖励,或惩罚来让他们学习; 我们必须让他们有求知的欲望。

汤玛斯不仅关心学生和老师,也关心与学校相关的每一个人。 例如,在担任拉米罗学院副校长的多年里,他努力认识每一位管理人员。 他习惯性地花时间与他们在一起,并真诚地关心他们的家庭和需求。 圣诞节时,他拜访了他们每个人的家,祝他们圣诞快乐,并与家人共度好时光。 通常,他会带着他的一个孩子一起去做拜访。

多年来,一位贫穷的老人一直在学校外面卖糖果和零食。 当汤玛斯得知自己的一个孩子让老人为难时,他非常沮丧的打了孩子的屁股,这是他从未做过的事情。 还有一次,老人连续几天没有露面,汤玛斯询问后得知,老人独居没有近亲,进了医院。 汤玛斯立刻带着一个儿子去医院探望他。

明亮、愉快的基督教家庭

圣施礼华经常提出创造一个「明亮而愉快的基督教家庭」的理想。 阿尔维拉夫妇努力工作,并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目标。 他们的家充满了快乐,一位家庭朋友描述为「具有感染力,或者更好的是说,容光焕发」。 尽管帕基塔和汤玛斯都偏爱古典音乐,但他们还是高高兴兴地聆听披头四的音乐,甚至和孩子们一起跳摇滚舞。 全家人都庆祝生日和圣人主保日,甚至包括已经长大并住在国外的孩子。

他们也庆祝主要的宗教性节日,包括萨拉戈萨的守护者柱石圣母节。 尽管阿尔维拉一家在马德里生活了很多年,但在她的节日,全家常会在萨拉戈萨的音乐中醒来; 房子装饰一新,庆祝活动持续一整天。 圣诞节期间,汤玛斯向孩子们传达了他对建造马槽的热情。 他们全家一起努力。 他的一个女儿回忆道:「整个屋子里洋溢着欢乐和喜庆的美妙气氛,圣诞颂歌是背景音乐。 当我们造完马槽后,会发生令人难忘的事。 我们关掉客厅的灯,只留下照亮厄尔尼尔的小灯。 然后我们坐在父亲的膝盖上,在我们的极大的期待中,他跟我们讲述天主之子降临人间的故事。」

阿尔维拉斯夫妇的风格是给予孩子们很大的自由,但也要求他们对自己的决定负责。 一位女儿作证说,她不记得她的父母曾经禁止她或她们任何兄弟姐妹做任何事情。

我们总是感到很自由,但责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这是他们向我们清楚解释过的,但你确实是从生活中学到的。 当你对做某事有疑问时,你知道你可以做到,但你会先权衡利弊。 有时他们会给你一些事实供你考虑,以决定是否值得去做。

另一个女儿回忆起,有一次她的父亲拒绝让她参加某个营队。 他没有给出任何理由,只是平静而明确地说:「你不应该去那里。」她记得是因为他在没有给任何解释的情况下拒绝了她,让她感到非常不安,因为他习惯性地会解释他的决定。 另一位女儿总结她的家庭环境说:「我从不害怕我的父母。 我非常公开地告诉他们我去了哪里。 我的父母知道我所做的一切,我一直觉得他们很信任我。」

当有人越界需要纠正时,汤玛斯和帕基塔很少发脾气或提高嗓门。 当汤玛斯看到女儿带了一件迷你裙子回家,他微笑着问她:「我的女儿,你为什么买了一条对你来说小了几号的裙子? 这里有些钱。 和你姐姐一起去买条适合你的裙子,把这条送给你的妹妹吧。」当汤玛斯偶尔发脾气时,他会向全家人公开道歉。

信赖和互信对于阿尔维拉家族至关重要。 有一次,一个孩子在没有告诉父亲的情况下借了几支记号笔。 不久后,汤玛斯需要用这些笔,并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寻找它们。 当帕基塔看到孩子拿着它们时,她要他把它还给父亲。 当孩子把笔还给父亲时,汤玛斯并没有提高声音,也没有因为他浪费时间寻找而表现出恼怒。 他只是说:「孩子,如果你需要什麽,就问我。」儿子回忆这件事并补充道:「父亲的口气暗指他内心最深处的东西,及他知道对我们每个人而言,最重要的是什么,『你会觉得和我在一起不舒服吗?』」

汤玛斯一贯的风格是对话。 当孩子们提出问题时,特别是有关社会和学校在讨论的道德或宗教话题时,他不会简单地回答他们的问题。 相反,他会先让他们思考。 一个女儿说,「他从不希望我们盲目的接受他的原则或想法。 在我们的家里,有着非凡的自由氛围,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的爱和信任。 我不记得曾经有任何事情是强加给我或我的兄弟姐妹。」尽管如此,她也表示,「通常在爸爸对我们讲话结束后,我们回想他的话总是具有如此的权威性和确定性,内容都铭刻在我们的脑海中,给了我们安全感。」

多年来,即便拥有汽车在西班牙相当普遍,他们家里也也没有汽车。 一个女儿回忆起当她问父亲为什么他们没有汽车时,所发生的事情。 「他仔细地看着我,一副深思熟虑的样子说:『女儿,别忘了我要对你说的话。 生命中有一件基本的事,就是要知道如何安于自己的位置。』我不记得他还添加过任何其他的话。 我明白我必须超越汽车的问题才能理解父母的态度。 如果他们愿意,我们就能有一辆车。 但这不是正确的时机,也不是非有不可的。 因此,当时汽车对我们来说是不合适的。 还有其他很多重要的事项。 我明白我的父母并没有让自己被做其他人热衷的欲望所左右。」

阿尔维拉斯夫妇有九个孩子。 幸存的八个人都念了大学,所以总是短缺钱。 帕基塔负责处理家的财务。 约有四年的时间,他们的经济状况很紧缩,汤玛斯除了担任教育工作者外,还担任一家银行的人力资源经理。 年幼的孩子经常是穿着哥哥姐姐们的旧衣服,但帕基塔会孩子打扮得漂漂亮亮,这样衣装就不会显得老旧。

阿尔维拉家庭中的平静和欢乐,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帕基塔和汤玛斯彼此间的深爱。 一个孩子回忆爸爸是这么说:「我一直试图给你的母亲带来惊喜,每天都更加爱她。」当他们去看电影时,汤玛斯会选择一部他认为帕基塔会喜欢的电影,即使他不是特别感兴趣。 他经常跟孩子们谈论母亲的天赋,尤其是她的艺术天赋,以及她如何把那些天赋放在一边,全心的投入抚养他们的志业。

八十岁时,汤玛斯在送给帕基塔的一张照片背面写道:「天主给了我们多少的幸福。」一位在汤玛斯生命即将结束时,遇见他的一位年轻女子评论道:「当我见到他时,我的感觉是他是一个深爱妻子的人。 这一点在他晚年的时候表现得特别明显,这确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他看着她、对她说话、或只是提到她时,他所表现出的文雅、温柔、细致的机智,反映出他对她强烈的爱,这种爱似乎一生都没有失去任何活力。 那一刻我清楚地明白了,他的婚姻使命就是每天更爱他的妻子。 …… 他是衡量婚姻中感情和自我奉献的一把尺。」

帕基塔和汤玛斯主要通过他们的榜样来传递他们对天主的爱和虔诚。 他们的一个孩子回忆道:「从我很小的时候起,我就认为朝拜圣体是件很自然的习俗,是做为基督徒的一部分,因为我的父母总是这样做。 如果我们和他们出去购物或去任何地方,在回家之前,我们一定会去教堂。 夏天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常常去避暑的小镇的教堂朝拜圣体。

另一件有关平日弥撒的童年回忆:「当我十四岁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父亲每天一大清早就去望弥撒,而且总是在固定的时间。 我从小就记得他坐在椅子上看书。 现在我明白了,他一早就花些时间祈祷。 当我意识到这一切时,我请他叫醒我,好让我跟着他。 我推想这就是他平常教学的方式:做事,然后让他内外一致的生命融入我们的内心。 凡他所说的一切,在之前他已都用行为做到了。」

一位女儿多年后回想起来,这样评价她的父母:「透过他们的榜样和话语,帮助我们发现了真正的基督徒生活无与伦比的喜乐之道:天主在我们的存在中亲密、持续和充满爱的临在,与耶稣基督充满爱的生命相遇。 看到父母,我明白了基督教不是理论,而是与基督一起快乐的生活,这是可能的。 这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 这是圆满幸福之道。」

帕基塔和汤玛斯都希望他们的孩子能从天主那里得到主业团的召唤。 当他们在结婚初期告诉圣施礼华他们的愿望时,圣施礼华敦促他们为孩子们多多祈祷,并随他们去。 他们非常重视这个建议,因此从来没有建议他们的孩子参加主业团中心的活动。 当他们的大女儿告诉汤玛斯,她已加入了主业团时,他只深情地问道:「我的女儿,你清楚自己所做的事情吗? 你是自由地做的吗? 你满意吗?”当她回答「是的」时候,他亲吻了她,仅此而已。

最终,阿尔维拉所有的孩子都加入了主业团。 当最后一个孩子成为成员时,汤玛斯请求一个年纪较大的孩子:「帮助我感谢天主。 我做了什么值得这么美好的事? 我的生命太短暂了,不足以感谢天主。」

汤玛斯的老年与死亡

1981年75岁的汤玛斯接受了摄护腺癌手术。 他对一个孩子说:「我握着圣母玛利亚和我们父亲(圣施礼华)的手进入手术室。 没有比这更安全的了。」手术很成功,但随后他的家人和同事都劝他放慢脚步或退休。 当他的同事提出这个建议时,他回答说:「宪法里不是说每个西班牙人都有工作的权利吗? 你一定也注意到,没有透露任何有关年龄的信息。 因此,我打算将我的权利行使到底。」当他的一个孩子提出同样的话题时,他引用了不同的权威:「我在圣经中读到,天主创造了人去工作,但我没有找到任何段落表明人应该工作到七十岁。」汤玛斯82岁时才正式退休。

退休几年后,汤玛斯慢慢遭受癌细胞扩散到骨头的影响,但他继续写作。 他也继续每天参加弥撒,尽管这让他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如果有人建议他不必要去望弥撒,汤玛斯就会回答说,与弥撒的极大牺牲相比,他的牺牲很小。

当他不能再去望弥撒时,神父每天都会为他送圣体。 他说:「主耶稣来到我家,真是太伟大,太伟大了。」

当末期临近时,他对一个女儿说:「他们告诉我不会,但在我看来,末日已经临近了。 天主想要什么,什么就会发生,这就是我想要的。 但我并不沮丧。 我为父亲(主业团监督)奉献一切,但我请求上主接纳我。」汤玛斯于1992年5月7日去世。 在他的守灵仪式中,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和协助人觉悟道自己在思考:「你做的一切都好啊! 谢谢你,汤玛斯。 你在人间做了多少奇妙的事啊!」

帕基塔:母亲与家庭主妇

帕基塔的父亲在她两岁时就去世了,她的母亲在抚养五个孩子的过程中面临严峻的经济挑战。 当时在西班牙,帕基塔的教育通常在小学就结束了,但一位老师说服她的母亲,认为这样一个才华洋溢的女孩如不上中高学,将是一种耻辱。 她的母亲询问其他孩子是否愿意为帕基塔继续学业做出必要的牺牲,他们都同意了。

高中毕业后,帕基塔在参加师范学院入学考试的一百名学生中获得了最高分。 这为她赢得了奖学金,使她有可能获得教学学位。 毕业后,在全国教师资格考试中,她再次获得第一名。 1934年,22岁的她开始在距离萨拉戈萨约50英里的小村庄萨斯塔戈的一所三名教师的学校工作。

1939年6月内战结束后,帕基塔和汤玛斯结婚了,但是他们如果没有帕基塔的薪水,就无法维持生计,因此他们决定,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她留在了萨斯塔戈,汤玛斯继续留在马德里。 最终在1941年秋天,她辞去职务,前往马德里与汤玛斯会合。 她原本有可能在马德里找到一份教职,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于1940年出生,因为他们希望拥有一个大家庭,所以她决定成为全职母亲和家庭主妇。

帕基塔充分意识到,她比西班牙同代的大多数女性都有才华和受过更好的教育。 她本可以在教育或其他领域取得成功的职业生涯。 然而,她并不认为将注意力聚焦在照顾家人上,意味着浪费自己的时间或才能。 正如帕基塔所写,她坚信「家庭工作,可以像女性在家庭之外从事的任何工作一样专业。」此外,正如她在杂志上所写的文章那样,她看到「以牺牲精神照顾家和孩子,顾到细节,并努力生活在天主的临在,为活出基督徒德行提供了大好的机会」。

帕基塔觉得做家事很有成就感,因为她做家事并不是出于责任感,而是,每件事都是为了某个具体的人而做的。 一个女儿回忆道:「我的记忆是,工作要做得很好,而且要做得很愉快。 有些女孩子不喜欢照顾家务,因为她们听到亲生母亲抱怨不得不那么做。 而我的妈妈,给我们传递了一个非常崇高的家庭工作价值概念,充满了爱地全心投入其中。」

一位表弟观察到:「我看到她把自己完全奉献给家人,忘记了自己,没有抱怨或哀叹,也从没提到养育这麽一个大家庭所带来的疲惫。 相反,她的微笑和欢迎的表情似乎体现在她自己和家人的幸福里。」

帕基塔利用孩子上学的时间做家事、逛街、拜访朋友。 她也创新并开展了许多与主业团相关的使徒活动,充分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一个女儿写道:「她从来都不是一个被关在家里的女人。 她的视野总是非常开阔。 她试着跟上时事新闻,她的消息灵通,这样她就可以和年长的孩子谈论一切。」但是,正如一位传记作者所说:「当这群孩子回到家的时候,就会撞开大门,伴随着『妈妈在哪里?』的喊叫声。 他们时常发现她就在面前,除了专心听他们说话之外,似乎无所事是。 她深知每一个孩子,并不断陪伴他们,从婴儿成长为小足球员,或是穿她第一双高跟鞋的少女。」

一位与阿尔维拉一家人一起度过了几个夏天的侄女回忆道,他们的屋子「总是充满欢乐。 是个可以让人感受到天主临在的家。 他们不用花太多费用,就可庆祝所有的机会:只要一些腌制黄瓜,或是一些薯条就足以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正是因为这是一个充满自由精神的幸福之家,孩子们的朋友们才喜欢去阿尔维拉家做功课。

一位有德行的妇女

帕基塔的特质之一就是她的开朗。 一位朋友评论道:「我记得她总是很开心。 我曾经想过,她一定也有她的顾虑,但显然她是在天主面前解决的。 不然的话,她不可能一直这样镇定。」另一位朋友说:「我很高兴和她在一起。 当我们在一起时,时间过得特别快。 她对我来说,就像一块磁石。」她的一个女儿也表达了类似的经历:「她总是很快乐。 她的幸福是安静的,不是喧闹的。 她的笑容是永恒的。 她知道如何开怀大笑,而且她的笑容很有感染力。」

晚年,帕基塔写信给姪女,告诉她所有的孩子都能回家庆祝父母的五十周年结婚纪念日,她对此感到十分高兴。 姪女回覆:「你多么懂得如何感激上主赐予你们的幸福时刻! 我很佩服你! 你没有提及任何关于孩子一个个离开时,你必然会经历到的痛苦,也没有说房子有多空洞。 你的力量非同寻常,毫无疑问的是上主与你同在。 我诚恳地告诉你,你就是一个活见证。」

帕基塔有一颗宽广、热情的心,和她在一起的人很快就会注意到她的热情。 一位朋友发现「了解她就像找到了第二个母亲。 我和她在一起感觉很自在,她和我也很自在。 她对我有非常特殊的感情。 当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我很开心。 她的一生一直是我的榜样,当她去世时,我以为我认识的最好的人已经走了。」

另一位朋友说到帕基塔:「她用她的话语、手势和微笑传递和平与欢乐。 当我拜访她时,我倾诉了我目前所担心的事情。 如果我告诉她有人让我受苦,她就会淡化该事,并帮助我原谅他们。 她总是充满情感,和以正面的态度谈论别人。」

一位与她一起在她家里,为在发展中国家的主业团圣堂缝制祭衣的妇女说:「我被她家的氛围所吸引。 她一手营造的,她引导对话,让你注意到她对你的关爱。 … 她对家人的自我奉献是显而易见的。 她总是照顾到每个人。 在她家里,真的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多年来,帕基塔的嫂子与阿尔维拉一家人住在一起。 帕基塔对她非常的亲切,以至于一些看到她们在一起的人,都还以为她们是姐妹。

一个女儿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周,陪她共度夜晚,作证说:「她如此的大爱,给了我无可比喻的快乐。 她的情感深厚无私。 当我每晚到达时,她表现出感激和喜悦,让我体会到自己被这样的爱所感受到的喜悦,我禁不住多次思考,天堂上天主的爱会是什么景况。」

一位祈祷的妇女

当帕基塔第一次接触主业团时,她很难想象一个大家庭的母亲,如何能够抽出时间实践虔诚的规范(主业团成员的生活计划)。 然而,渐渐地,她学会如何找到时间。 在写给一位提出同样质疑的年轻母亲的信中,她分享了自己的秘密:「当你在摇摇篮里的宝宝时,你可以做祈祷或阅读灵修书籍。 当你和孩子一起去公园时,你可以念玫瑰经。 当你家里帮忙的人、或丈夫在家时,你可以抽出时间去参加弥撒。 一整天,你都可以在天主面前,喜乐地奉献你的工作和你的疲倦。」

帕基塔并不满足于仅仅抽出时间去望弥撒或念玫瑰经。 她积极寻找更好的祈祷方式,并培养更深刻的天主同在感。 她向一个女儿吐露,「在孩子们受洗之后,我把你们每个人放在自己的心旁边,朝拜你们里面的圣三,心想,现在圣神确实在这个女儿内心了。」或是我的儿子。 有一次,当她感到特别需要感谢天主时,她觉得自己不知道怎样做才好。 于是她说:「我在寻找一种我认为一定能让天主高兴的伎俩。 我请祂的母亲以我的名向祂表示感谢,因为如果是你的母亲告诉你,一切都会更有味道。」

她对圣母玛利亚,尤其是在萨拉戈萨受到崇敬的柱石圣母有着极大的虔诚。 很多时候,有人听到她说:「如果没有她,我们该怎么办?」在她生命的最后一个五月,她安排了一家花店,每天为她常去的主业团中心的圣母像,送去一朵新鲜的玫瑰。

多年来,帕基塔饱受严重失眠之苦,她会用念玫瑰经来打发时间。 她偶尔也会提到:「昨晚我试图与所有那些遭受痛苦的人团结在一起。」1990年代初,南斯拉夫解体,导致波斯尼亚爆发战争,帕基塔整晚都在思念着波斯尼亚妇女所遭受的一切苦难,并尽其所能地送给她们祈祷的助佑。 有一天,她对女儿皮拉尔说:「今天我一整天都试着成为一个波斯尼亚女人。 我认为这是我为这些妇女向圣母祈祷的最有力方式。”

1994年4月20日,帕基塔严重中风,陷入深度昏迷。 她于1994年8月29日去世,即汤玛斯去世两年后。 2009年,马德里总主教启动了她和丈夫的列品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