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第二共和國在1931年開始為國內的發展帶來一些正面的原素，特別是對民主較為開放。然而，從一開始，也帶來了嚴重的社會及政治的問題。共和國的憲法是社會主義宣言，在未達到共識之前已得到核准。在多項措施中的其中一項是把天主教會置於政府之下，而修會營運的學校被勒令禁止。

當時聖施禮華已經在馬德里傳揚主業團的精神達四年之久。他接觸了不同的社會階層，向他們講述在俗世中追求成聖，他們包括：大學生、不同專業的人士和勞動階層的人士、一些年輕的在職女士、以及一些長期病患的婦女，和教區司鐸。

在1932年的夏天，有兩件事件擾亂了創辦人的使徒努力。首先，一位在主業團中協助聖施禮華的教區司鐸 —— José María Samoano —— 經過三天的嚴重痛楚和嘔吐之後，在7月16日逝世。事前，該位教區司鐸曾收過死亡恐嚇，加上他致命的病情，指向可能是出於仇恨其信仰的毒殺事件。再者，有相當多跟聖施禮華有接觸的大學生參與了8月10日的一場企圖政變。其中大部份已經被捕入獄或遭流徙。而從未牽涉過這些政治活動的聖施禮華神父，也因此察覺到那些跟他本人接觸的學生們已經散開到不同的地方去了。

於是在兩週後，在8月23日 ——也許他在心中念及這些事件 —— 聖施禮華在他的私人筆記中這樣寫道：「在我們的所有中心裏，在一個當眼的位置上，要放置聖若望福音第15章第12節：「Hoc est praeceptum meum ut diligatis invicem，sicut dilexi vos（這是我的命令：你們該彼此相愛，如同我愛了你們一樣。）」

在往後的數月裏，主業團的創辦人開展聖辣法耳工作的活動，既有為學生而設的基督徒培育班，也有為兒童而設的教理班。在1933年12月，跟聖施禮華接觸的青年人日益增多，令他在馬德里Luchana街33號開設了DYA學院。

正當他們準備著屋子去開始活動時，聖施禮華請他的靈性兒子們從聖若望福音抄下耶穌在最後晚餐時向祂的宗徒說的這一段話：「我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你們該彼此相愛；如同我愛了你們，你們也該照樣彼此相愛。如果你們之間彼此相親相愛，世人因此就可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若13:34-35）他們把拉丁文的版本繪製在一張模仿著羊皮紙的紙張上，然後裱在一個簡樸的框裏，再掛在DYA學院用作課室的圖書館牆上。數十年後，聖施禮華說：「我受苦，因為缺乏愛，在基督徒之間的驚人缺乏愛德。所以，在那第一間中心裏，藉著我媽媽的一些傢具和一個友好家庭送給我們的一些物品，我們能夠把中心佈置得井井有條；但我掛好的第一件東西是：那條Mandatum novum（新命令），是我請其中一位早期的成員為我們繪成的。」

九個月之後，在1934年9月，DYA學院遷入Ferraz街50號。當他們佈置宿舍時……他們掛上了那塊有「新命令」字樣的牌匾。任何進入該客廳的人，就是在創辦人經常與他的靈性兒子們和其他住在宿舍的人們見面時，便會立刻看見那些由聖若望福音而來的字句。

那些字句簡述了奠定了DYA宿舍的三大支柱之一。除了與天主建立一個個人的關係、視學習為專業工作之外，友誼和對他人開放也界定了DYA。聖施禮華堅持基督徒不應自我設限去只是接觸跟他們最親近的人，也不應組成小圈子或「派系」。

他視愛德為「基督徒生活中所必須的和無可取代的原素。」

在1939年3月28日，也就是馬德里投降的那一天，聖施禮華在一輛陸軍貨車上回到西班牙首都，那貨車是隸屬於供應隊伍的。正當經過Ferraz街的時候，聖施禮華請司機把車停下來一會兒，便看見屋子已經被炮火嚴重摧毀了。在隨後的一天， 他與數位主業團成員回到那裡，並拾回了幾件散落地板上的物品。

數星期後，在4月21日當天，聖施禮華再一次前往那宿舍，陪同他的有他的弟弟Santiago、Juan Jimenez Vargas和Miguel Fisac。他們對於能挽回多些物品都不存太大希望，但忽然間，他們驚奇地看見「在地板上，被瓦礫覆蓋著的是保存十分完好的新命令牌匾。」Jimenez Vargas繼續說道：「也許因為他們看不懂上面的文字，以為是沒有什麼宗教意義的東西，於是讓它保留掛在牆上，猶如是一幅無用的圖畫……」

聖施禮華總是以這發現為天主上智的安排，因它指出「當一切都倒下了，永存不息的就是：愛的誡命。」

創辦人請求那新命令的牌匾 —— 以拉丁文寫成 —— 掛在有聖辣法耳培育活動進行的地方的主業團中心的温習室牆上。今天，通常也會加上以當地文字的翻譯版，好使所有青年人都能夠明白耶穌給祂教會所講的有關手足之愛的字句。

*José Luis González Gullón所寫的文章的簡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