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谈》一书收录了圣施礼华与《纽约时报》、《时代周刊》及其他知名媒体记者的七场访谈，并以他最广为人知的讲道〈热爱世界〉作为压轴，为全书画下句号。 在访谈中，圣施礼华详尽阐述了主业团的核心理念，深入探讨其本质、精神与使命，并回顾了主业团在六十年代首次受到广泛关注时的历史背景与发展历程，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时代视角。
当时，尤其是在谒见保禄六世之后，施礼华蒙席愈加坚信：若要使主业团新的法律架构方案真正落实，必须等到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结束之后。 他认为，稍作等待是必要的，好让大公会议的文件与指导方针能被充分吸收，并使教宗在需要时颁布相关的施行法令。 同时，他也能善用这段时间，为下一阶段做好更周密的准备。
1966年，《费加罗报》（Le Figaro）的一位法国记者采访了主业团的创办人。 此后，他又应多家欧美媒体的邀请，陆续接受了其他访谈，共计七次。 [1] 到了1968年，一本名为Conversations with Msgr. Escrivá de Balaguer* 的书出版，收录了前述的访谈内容，以及施礼华蒙席于1967年10月8日在西班牙纳瓦拉大学校园向三万人所发表的一篇讲道。 这本书出版后迅速获得广泛回响。 [2] 值得注意的是，施礼华蒙席在书中详细阐述了主业团的精神、使徒工作和本质特征。 《会谈》在某种意义上延续了他于五、六十年代所撰写的《书信》文献。 在那些书信中，施礼华蒙席主要向主业团成员阐明组织的制度状况; 而在《会谈》中，他则面向普罗大众发表言论，让我们得以深入理解他的教导，并掌握他在这个教会法发展的关键时刻，如何呈现主业团。
在整个访谈过程中，施礼华蒙席始终以积极而谨慎的态度表达自己的立场，并刻意回避任何争论。 他没有触及俗世会的发展与演变，尽管此议题在梵二会议后的数年间已引发广泛讨论。 即使在被直接问及时，他也仅表示当下并非探讨此议题的适当时机，随即转向其他话题。 [3] 我们也没有发现他明确提及已作出寻求新法律解决方案的决定，然而，其中有多处措词显然受到先前所述事件与既定行动方针的启发。
在《真言杂志》（Palabra）的访谈中，他描绘了自1948年以来持续发展的历史全景，将「主业团」置于基督徒灵修发展的脉络之中，从而为日后对其会章的后续讨论奠定基础：「主业团既不是，也绝不可能被视为与教会中所谓「成全地位」（status perfectionis）的演变过程相联系的。 主业团不是一种现代化的，或追上时代的成全地位。 ……由于要提供一个完备的信理解释，需要很长时间，所以，我只想指出：除了所有人藉由圣洗圣事已领受的献身之外，主业团无意要求成员们发任何圣愿、承担许诺，或进行其他任何形式的奉献。 我们的协会[4] 绝对不希望它的成员为了追求成全地位而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或放弃与其他任何人一样的普通教友身份。 相反，主业团所希望并努力实现的，是让每个人在各自的生活状况中，在各自教会内和社会上的地位与条件，展开使徒工作，并圣化自己。 我们不会把任何人从他的岗位抽离，也决不会把他从世界上的工作、人生目标和崇高承诺分割开来。 ……因此，主业团的社会现实，它的灵修精神以及它的行动，在教会的生活中属于一条截然不同的路径。 这一切，正在经历一个神学性且充满生命力的演变进程，引导平信徒在教会内全面承担其职责，并以其专有的方式参与基督及其教会的使命。 自主业团成立四十年来，这始终是天主所愿意灌输到我和我孩子们心灵中的一股恒常不变、宁静致远，却又强而有力的思潮，一种渴望为天主服务的心志。」[5]
在接受《时代周刊》（Time）访问时，他以更具体且具法律层面的角度探讨此议题。 记者询问主业团可与那些机构相比——是修会、俗世会，或其他天主教组织，如圣名会、哥伦布骑士会等？ 创办人答道：「这问题并不容易回答。 当人们比较以灵修为宗旨的组织时，往往失之于单单考虑它们的外表或它们的法律地位，而忽略了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它们的精神，因为精神才是赋予它们生命的活力，精神才是它们一切活动的命根子。 」毫无疑问，若从历史背景加以回顾，此一言论自具深远意义。 随后，他继续说：「就你所提及的那些组织，我只想说：主业团与修会和俗世会是截然不同的，而与『圣名会』之类的协会则较为相似。 」
他始终坚持将主业团定位于基督徒日常生活的范畴，而非视之为完美状态或修会圣召; 这一立场直接塑造了他的回答。 随后，他在不作任何比较的情况下，以极为简洁明了的语言描述了主业团的特质，并避免使用任何教会法上的术语：「主业团是一个国际性的平信徒组织。 有一些为数只占很小比例的在俗司铎，也属于主业团。 主业团成员，是生活在俗世中，从事正常工作的人士。 他们不是为了放弃自己的工作，才加入主业团的。 恰恰相反，他们到主业团来寻求的，正是圣化自己工作所须的灵修辅助; 从而使他们的工作，成为圣化自己以及帮助他人走上同样的途径。 他们的身份并不因此改变，他们仍旧是单身、已婚、丧偶或司铎。 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在自己的生活状况中，为天主服务，并为世人服务。 主业团对于发愿或许诺毫无兴趣，它要求成员，奋发努力，修务人性和基督徒的美德，在人生不可避免的限制和错误中，活出天主子女的身份。 」在进一步阐述时，他使用了更具为技术性的语言：「主业团对于发愿或许诺毫无兴趣，它要求成员，奋发努力，修务人性和基督徒的美德，在人生不可避免的限制和错误中，活出天主子女的身分。 」
他的详尽答复最终回到他在谈及主业团时经常提及的一个现实：他深知唯有初期基督徒的历史经验，才是理解主业团的唯一合宜范例。 「如果你要找一个容易理解的比较焦点，那麽把主业团与早期的基督徒相比较，是最恰当不过的。 他们同样严肃认真地实践其基督徒圣召，诚恳踏实地追求圣洗圣事所召唤的修德成圣的目标。 从外表上看，他们丝毫无异于一般公民。 主业团成员，是平平常常的普通人，他们像其他人一样在俗世中工作，跟他们加入主业团前完全一样。 他们的言行举止，毫无矫揉造作之处。 他们的生活，跟其他所有愿意全心回应信德要求的基督徒一模一样，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如此。 」[6]
在《会谈》中，施礼华蒙席就主业团的生活、精神和使徒工作的各方面提出评论。 他也回答了有关主业团在不同国家的发展、所遇到的困难或误解，以及未来前景的具体问题。 从这些答复所呈现的主业团形象，正呼应施礼华席早期所提出的「一个有组织的精简组织结构」（an organized unorganization）[7]。 换言之，主业团是由来自不同国家、具各种社会背景的男女所组成，每个成员皆在自己的环境中，完全自发性地、自由地依照自己的思考方式行事。 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制度性的机构，主业团的根本使命在于为那些生活在世俗中，却渴望依循耶稣基督言行的方式而行事的人，提供教义和神学上的培育，以及必要的灵修指导。 [8]
主业团确实需要引导，因此亦须具备一定的组织; 施礼华蒙席在《会谈》中谈及这点，但他始终强调，这种组织结构应维持在最低限度，严格规限于不可或缺的范畴[9] 内。 他同时指出主业团的使徒活动不仅必须具备属灵性质，更应旨在展现「基督徒的生活观」[10]。 这些活动依照各自的使命，以不同方式致力于「帮助男女人士成为优秀的基督徒，从而在他们的日常工作中为基督作见证」[11]，此即其根本目标。 然而，他一再坚持，若要理解主业团活动的广度，不能仅聚焦于教育或社会服务，即使这些工作再卓越，仍须关注参与者的基督生活本身：「主业团最重要的使徒工作，就是每位成员在日常生活中透过与朋友和同事的接触，以自己的言行举止作出信仰的见证。」此外，他也以类似方式谈及许多非主业团成员，指出他们虽不属于主业团，但仍以不同方式分享并受益于其精神。 [12]
通读全书，可以清楚感受到施礼华蒙席始终致力于拓展访谈者的视野。 他不断将对方的注意力由狭隘的观点或推测性的困难，引导至主业团所展现的整体牧灵现象。 在这过程中，或在他的全面阐述中，创办人反复强调：在世界各地，不同国籍与处境的众多男女——包括司铎和平信徒、单身的和已婚的——皆在主业团精神的引导下，努力在各种情境中实践基督信仰。 他似乎不仅在于使人认识主业团的存在，更在于凸显其存在的根本意义，即天主于1928年10月2日所启示的旨意。 [13]
施礼华蒙席经常重申普世成圣的召唤，同时也刻意延展自己的省思，以彰显这讯息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它对当代基督宗教意识拓展的贡献。 例如，教会日益成熟的愿景是「由全体信友组成的一个团体」，其中，「人人分享同一个使命，而每个人应按自己的具体境况去履行这个共同的使命」[14]。 这一教会观对于理解主业团具有深远意义。 因此，教会是一个没有任何人处于被动地位的团体，所有信徒，不论身分或处境，皆被召唤去实践教会的使命。 「因此，只要有一位诚心以基督之名生活的教友，那里便有教会的临在。」[15] 在这个团体中，司铎摒弃任何形式的神职主义，他最大的荣耀在于培养所有基督徒对其个人圣召与尊严的意识。 同样地，平信徒亦明白自己被召去完成一项超越圣统制特别委托的使命。 凭借洗礼，他被纳入基督及其教会中，并成为救主使命与生命的共融者。 [16]
同样重要的，是基督宗教对人所生活之世界价值的强调。 基督徒的生命，尤其是普通平信徒的生活，正是由这世俗结构与使命交织而成。 他必须在这些现实中，并在自己置身世界的存在中，视之为基督徒召叫的根本要素，而非仅仅作为一种社会事实。 这一教导在《会谈》中屡次展现，而在本书结尾所收录的讲道中，更以最具说服力的方式加以阐明。
这篇讲道是在纳瓦拉大学校园的露天弥撒中宣讲的，周遭环境由树木与建筑环绕，众多信友齐聚。 施礼华蒙席在提及这样的环境时说道：「当然，在你们的心中，透过上述的这个具体、难以忘怀的景象肯定了一个事实：日常生活的确是基督徒生活的真实「环境」。 我的孩子，你们与天主的日常接触，就在你们的同伴、你们的愿望、你们的工作，和你们的感情当中。 在那里你们和基督有着每天的会面。 正是在世上最物质化的生活里，我们必须圣化自己，侍奉天主，和服务人类。
我不断引用圣经的言语来教导这一观点：世界并不是邪恶，因为它也是来自天主的手中，因为它是天主的创造，因为雅威眷顾了它，认为它是好的（参阅创1：7及其后）。 然而，我们人类因犯罪和不忠，使世界变得邪恶和丑陋。 我的孩子，不要怀疑：对你们，世上的男男女女来说，凡是借词逃避日常生活里真诚的现实，都是违反天主旨意的。
相反地，你们现在必须更清楚地明白，天主召叫你们在人生平凡的、物质的，和俗世的活动中来侍奉祂，也透过这些活动侍奉祂。 每一天，祂在实验室、手术室、军营、大学教授的座席、工厂、工作坊、田间、家庭，和在所有形形色色的工作中等待我们。 要清楚明白这一点：即使在最平凡的境况里，都隐藏着一些神圣的、来自天主的事物，只在乎你们每一个人去发现它。 [17]
最后，我们必须提及他关于公务司祭职的教导，以及其在教会和各种使徒工作中的角色。 施礼华蒙席再次援引他先前所提到的一个比喻，即「圣事之墙」。 主业团的每一位成员，正如所有基督徒实际上都蒙召去做的——「努力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成为一名使徒，用他的言行榜样和与他人的对话，引领人们更接近基督。 然而，在引导人灵沿着内修道路前进的使徒工作中，他们会碰到一堵圣事之墙。 若缺乏司铎的圣化职能，平信徒的圣化使命便无法圆满完成——只有司铎才可以施行修和圣事、举行感恩圣祭、并以教会的名义宣讲天主的圣言。 」[18] 接着，他讨论了司铎职务的一般意义[19]，以及司铎在主业团使徒工作中的角色[20]，并特别提及允许已归属于教区的司铎能成为圣十字架司铎会会员的规定。
引起我的关注并展开主业团的使徒工作，并不是那些偶然发生或短暂性的情况，而是与教区司铎的职务与生活休戚相关的，属于持久的灵性和人性的需求。 我所指的，是在教区司铎履行其牧职的过程中，以一种绝对不影响其教区司铎身份的精神和方式，协助他们寻求个人圣化所需的辅助。 主业团精神的一项基本特征：就是它绝不把任何人从其岗位挪开。 「各人有什么身份上蒙召，就该安于这身份。 」（格前 7：20）相反地，它引导每一个人尽善尽美地履行本身岗位的职务与责任，以及他在教会内和社会中的使命。 因此，若一位司铎加入圣十字架司铎会，他既不改变也不放弃他的教区圣召的任何部分。 他对所归属地方教会服务的忠诚、他对其教区主教的从属、他的在俗灵修生活、以及与其他司铎的团结共融等等，均毫无改变。 相反，他努力圆满地活出自己的圣召，因为他深知他之所以精益求精，正是为了善尽他的教区司铎职责。 [21]
这些正是《会谈》中的若干核心观点。 无容置疑，施礼华蒙席在1966至1968年间所接受的访谈中，关注的不仅是主业团的制度问题，更涵盖了与整体教会生活及主业团使徒工作发展相关的诸多期望。 此处所触及的要点，在不同程度上皆与我们的主题相关。 同时，它们也见证了主业团的创办人，在等待新一轮讨论展开之际，致力于将那些阐明并指引主业团期望之教会法地位改变的观点，传达给教会当局、主业团成员，以及普罗大众。
此外，显而易见，既定立场的重申及其伴随的神学阐释，提供了关键的数据与事实，促进并加速了相关思想的成熟，使得日后能够获致新的、最终的法律解决方案成为可能。 迈向此目标的进程即将展开; 事实上，它始于1969年，并开启了一段漫长的历程，直至1982至1983年间方告完成。
[1] 按时间顺序排列如下：《费加罗报》（Le Figaro），巴黎，1966年;《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1966年;纽约，1967年;《大学报》（Gaceta Universitaria），马德里，1967年;《真言杂志》（Palabra），马德里，1967年;《泰尔瓦（Telva）》马德里，1968年;《主日（梵谛冈）观察报》（L'Osservatore della Domenica），罗马，1968年。
* 《与施礼华蒙席会谈》（香港，清泉出版社，2025年）。
[2] 1968年，除了西班牙语原版外，还出现了意大利语、英语和葡萄牙语译本; 1969年出现了法语版，1970年出现了德语版......自那时以来，该书已用7种不同的语言印刷了41次，总印刷量达30万册。
[3] 参阅《会谈》25。
[4] 值得指出的是，为了避免使用「俗世会」（secular institute）一词——或「团体」（Institute），因为后者可能让人联想到前者——施礼华蒙席在当时开始改用「协会」（Association）一词。他认为这样的用法是正当的，因为依照他的主张——以及《眷顾之母》（Provida Mater Ecclesia）宪章的教导——俗世会本质上就是信友的协会。有时，他也使用「机构」（Institution）一词。
[5] 《会谈》20。他在《主日（梵谛冈）观察报》（L'Osservatore della Domenica）的访谈中，重申并深化了相同的理念，《会谈》62与66。
[6] 《会谈》24。
[7] 他使用了这个词语三次：分别是在《真言杂志》（Palabra）的访谈、《费加罗报》（Le Figaro）以及《主日（梵谛冈）观察报》（L'Osservatorre della Domenica）（《会谈》19、35与63）。
[8] 其他类似的表达：「我的意思是：在我们的使徒工作中，我们最重视的，既不是主业团的组织结构，也不是由管理层自上而下强加的策略;而是每个人的自发性——那是由天主圣神激发引导的、自由且负责的主动行动（19）。「主业团的主要活动，是为其成员及其他人士，提供他们在俗世中做一名优秀基督徒所需的灵修辅助」（27）。「这就是主业团主任们的基本任务：帮助成员掌握和实践基督徒信仰，使他们完全能以个人自治的精神，把信仰具体地实现在个人的生活中」（53）。「主业团的主任们的所有活动，是以高度尊重成员职业自由为基础的」（27）。「主业团的目标严格地局限于灵修范畴。 它对成员提出的唯一要求──不管他们是否具有社会影响力，就是要他们竭力过完善的基督徒生活。它从来不会干预成员的工作方式，也从来不会试图协调成员的活动，更不会利用成员所担任的职位（49）。「每个成员的行动是完全自由的。 他自主地培育个人的良心。他在生活的各种境况中，在自己的家里，透过圣化自己的工作，无论是劳心还是劳力的，努力追求基督徒的成全，并使他周遭的环境变得基督化（35）。
[9] 《会谈》19与63。
[10] 《会谈》18。
[11] 《会谈》21。
[12] 《会谈》31，相同的理念亦见于其他篇章，例如41与84。
[13] 「主业团的目标是希望世界各地的广大人士，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认识到，他们可以圣化自己的日常平凡生活，圣化他们自己的日常工作」（《会谈》84）。「自1928年主业团成立以来，我不断地宣讲教诲：修德成圣，并不是少数得天独厚者的专利。世上的一切道路，每一种生活状况，每一种正当职业和每一项诚实的工作，都可以是神圣的（《会谈》26）。在其他访谈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措词。
[14] 《会谈》59。
[15] 《会谈》112。
[16] 参阅《会谈》59–62，及112中的长篇段落。
[17] 《会谈》113–114。
[18] 《会谈》69。
[19] 《会谈》3、4、5、7、8、59。读者亦可参阅一篇于1973年发表的讲道《永恒的司铎》，该文已收入《热爱教会》，香港，清泉出版社，2025年，第67–82页。
[20] 《会谈》4、6、24、69、119。
[21] 《会谈》16;另参阅69与119。他在其中探讨了教区司铎依其身分，在各种不同的团体中寻求灵修协助的自由问题（参阅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