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多‧欧提斯：医学教授（收听普通话录音）（分为两部分）
爱德华多·欧提斯（Eduardo Ortiz）：医学教授
这篇关于爱德华多·欧提斯的简短传记性文章，摘自若望·科弗代尔（John Coverdale）的电子书和播客「相遇：在各行各业中寻找天主。」《相遇》简单的介绍了几位人士，他们都活出了圣施礼华在平凡日子里寻找天主的信息。
爱德华多·欧提斯·兰达苏丽（Eduardo Ortiz de Landázuri）是西班牙全国知名的医师和内科医学教授，生于1910年。 他曾申请过海军学校，但未被录取。 在面对需要选择其他职业的情况之下，他把所有可以学习的科目一一写在纸条上，放在一个袋子里，然后随意的抽出一张，上面竟然写着「医学」。 尽管他以这种有点随便的方式当了医师，爱德华多最终深深爱上了医学，并完全投身其中。
他于1927年进入医学院，成为卡洛斯·希梅内斯·迪亚斯（Carlos Jiménez Díaz）的弟子，迪亚斯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最著名的西班牙医学教授。 在念医学院时，他加入了社会主义党，并担任医学生职业协会（一个左翼团体）的副主席。 他非常高兴看到西班牙拒绝君主制，并在1931年成为共和国。
他于1934年从医学院毕业，开始在马德里的一家传染病医院工作。 在那没有抗生素的时代，医院是一个阴沈的地方，但他在那里遇到了未来的妻子劳拉·布斯卡（Laura Busca）。 她那时已念完药学学位，正在进行博士研究。 他们第一次约会时，萝拉开了一个条件，她坚持他们要各付各的费用。
1936年西班牙内战开始时，爱德华多的父亲是一名职业炮兵军官，不幸被共和党当局判处死刑。 因为爱德华多与重要的共和党政治人物有些交往，所以设法撤销父亲的死刑判决，但条件是他的父亲必须在共和军中服役，但是他拒绝了这个条件。 爱德华多和母亲、妹妹瓜达露佩（Guadalupe）一起，在父亲的牢房里陪伴他度过了最后的时刻。
父亲的处决，无论在宗教上还是政治上，对爱德华多来说都是一个转折点。 他在学生时代和执业初期，在宗教上是冷漠、不关心的，但是从那时开始，他认真的看待他的信仰。 在政治上，他决定不能再是马克思社会主义党的成员，甚至秘密加入了长枪党，这个政党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中汲取了很多灵感并支持佛朗哥。 内战期间，他在医院的病房中，庇护了几十个因为政治观点不同而有被逮捕危险的人，或者仅仅因为他们是为人所知的虔诚天主教徒。 他也在家里庇护处于险境的人，包括两名修女。 内战期间，他虽被共和军征召为军医，但能够继续留在马德里的医院工作。
1939年内战因佛朗哥将军的胜利而宣告结束时，爱德华多因为他的社会主义党员身份，以及曾经在共和军中担任医疗中尉而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 然而也因为他在内战期间，曾经庇护过一些人，以及他（虽然是秘密的）长枪党员身份，使他在政治立场上，被判无罪并有资格继续就业。 他在监狱里获得一个监督医疗照护的职位，并开设了一间小型私人诊所。 1944年，他以营养不良为题，成功的完成博士论文的答辩。
格拉纳达的十年
1948年，爱德华多在格拉纳达赢得了医学教授职位。 格拉纳达在西班牙算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位于马德里南边250英里（425公里），坐落在内华达山麓，以其杰出的摩尔建筑古迹而闻名。 接下来的10年，他进展得非常顺利。 在医学院里，他用创新的方式结合研究、教学和病患临床护理，使他在当时的医界中脱颖而出。 他成为医学院院长，并成立了一个约40名医师和科学家组成的团队，隶属于内科医学系。 他经常参加德国和英国的医学会议，并在国际医学界慢慢的建立声誉。 1958年，他被任命为该大学的副校长，并具备了成为下一任校长的绝佳条件。 他的私人诊所也蓬勃发展，逐渐成为格拉纳达及周边地区领先的内科医师。
爱德华多和他的家人在格拉纳达过得非常舒适满足，并期待在那里拥有充实和幸福的未来。 这个家庭在大学和城市里交结了很多好友，爱德华多成功的私人执业为他提供了丰厚的薪水，使他们有能力聘请司机，并在城郊拥有一幢美丽的房子。 也使得他在大学医院看穷困病患时，能够个人支付他们需要的青霉素等药物的费用。
迁往潘普洛纳
1952年，在老磨坊（Molinoviejo，主业团的第一个会议中心）参加了一次避静之后，爱德华多加入主业团成为已婚成员。 同年，有几位主业团成员在潘普洛纳创办了一所高等教育机构，当时称为纳瓦拉大学（Studium Generale of Navarra）。 先从法学院开始，1954年增加了医学院。 创校的同仁希望它能成为一所完整的大学。 然而，他们必须考虑到西班牙政府对高等教育的严格控制，当时他们并不清楚如何才能够获得政府的承认，而成为一所独立的大学。
在西班牙，学生从高中毕业后，就直接进入医学院。 医学院的最初几年仅包括了课堂的教学，没有包括临床的部分。 这使得纳瓦拉大学的医学院在最初几年，能够在纳瓦拉省立医院院区的一栋旧建筑的教室中间运作。 （在那个时代的西班牙医院是由政府经营的机构，宗旨在看顾穷困的病人。 有钱的病患则在医师的私人诊所就诊。 如果他们需要住院护理，就得去私人诊所。 ）
在1958年秋天，医学院拥有原来租赁的旧建筑，加上在潘普洛纳郊区省立医院院区内新近完成的一栋四层建筑。 新设施包括教室、食堂、图书馆、一些基本实验室和门诊诊所，但是仍旧没有病床，也没有临床教学的空间。 他们需要一所配备病床和手术室的大学医院，然而资金来源却还是不明朗。
此时，医学院院长前往格拉纳达去邀请爱德华多加入他们教职员的行列。 从表面上看来，这个提议不但一点也不吸引人，甚至是很疯狂的。 这样的搬迁将迫使他舍弃很多的朋友，并且把全家人的生活连根拔起。 潘普洛纳是一个以服务周边农业社区为核心的小镇。 相较于格拉纳达，那里的建筑毫无特色，文化与社交生活也乏善可陈。 天空经常是阴云密布，全年大多数月份至少有十天会降雨。
从专业角度来看，爱德华多将放弃在挑战的大环境中的安全职位，加入一所新近成立的学校：没有官方的认可、设施不足、教职员工数目稀少、前途非常不看好。 从另一方面来看，能够成为一所大学计划的一部分是令人兴奋的。 计划如果成功，可能会突破政府经营的官方大学的僵化模式。 他能够根据从导师迪亚斯医师那里获得的愿景来塑造医学院，结合研究、教学和临床三方面的实践。 最重要的是，他深知主业团创办人极度的重视这个项目。
他咨询了妻子萝莉塔，她的回答是：无论他认为什么是最好的，她都很乐意去做。 他也去拜访了他的恩师迪亚斯医师，并寻求他的建议，他也许心里暗暗希望，老师会劝阻他不要做这样疯狂的事。 结果恰恰相反，迪亚斯鼓励他接受邀请。 「在我看来，这个邀请非常有吸引力。 而且以我对你的了解，我认为这会相当的有趣。」后来在一封信中，他补充道：「加油，爱德华多。 东方的三位贤士走得比你更远，而他们只跟随了一颗星星而已。」理所当然地，他在格拉纳达的朋友和同事都试图劝阻他。
爱德华多也将他的决定告知了他的老友格雷戈里奥·马拉尼翁（Gregorio Marañón）医生。 他是马德里大学内分泌学的教授，也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学者，他的研究横跨历史等多个领域，堪称西班牙最负盛名、且备受尊崇的医师及作者之一。 当爱德华多收到他的回应时，感到莫大的鼓舞：「我一听到你的决定，就强烈感觉那是相当正确的决定。 …… 纳瓦拉学派对西班牙大学精神生活的转型，与学术成效，可能会产生深远而决定性的影响。 …… 虽然我认为此事终难实现，如果你心生疑虑，要记得：我将永远是坚定支持你、与深信你的挚友。」
爱德华多和他的家人于1958年9月搬到潘普洛纳，正好赶上1958-59学年的开始。 他立即开始教学，并建立适合新条件的研究计划。 他也努力认识潘普洛纳的教职员工，包括对学校发展至关重要的省政府官员。
成立私人诊所需要花一些时间。 当时西班牙在医术界常见的风气是这样的：医学院的教授通常在医学院之外，设立自己的办公室，看诊私人病患。 在格拉纳达，爱德华多遵循了流行的做法。 然而在他的导师迪亚斯的建议下，他将收费定得比其他医师高了五到十倍。 他这样做不是为了致富，而是因为这样他能够为自己的家人赚得足够的费用，同时不会占用太多医学院的时间。 这个策略运作得很好。 人们觉得如果他能收这么高的费用，他一定比别人优秀，人们很快地就发现，他确实如此。 他成为格拉纳达及周边地区富裕人士的首选医师，在不占用医学院太多时间的情况下赚了大钱。 他也在医学院诊所免费看诊，或以极低收费照顾大量的病患，所以他向来就不只是有钱人的医师。
潘普洛纳医学院院长以为爱德华多会在市中心某处开设私人诊所。 然而爱德华多建议要在医学院里面看私人病患时，院长感到很惊讶。 因为院长顾虑到在医学院里会造成一些不方便：某些潜在的病患会认为，在治疗穷人的医院内看私人医师，是有失身份的。 然而，爱德华多却认为自己这样做的话，他能够更尽责地履行在医学院的使命，并为校誉做出贡献，尽管无庸置疑地，他会赚比较少的钱。 他这个慷慨的决定，果然有效的促进了医院的建设和发展，后来成为纳瓦拉大学医院，今天，该医院获得国际联合委员会的认证，被广泛认为是西班牙最好的医院之一。
抵达潘普洛纳后不久，爱德华多模仿美国麻省总医院，而成立了星期六上午的教学会议。 会议包括文献回顾，讨论案例。 这些教学会议邀请了许多来自潘普洛纳和附近城镇的医师参加，有助于提高该地区的医疗实践水平，并促进了这所新兴医学院的声誉。
爱德华多是一个工作狂。 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看过大约50万名病患。 发表了200多篇文章，在100多个会议上发言。 他教授了无数的课程，指导了36篇博士论文。 此外，他还参与了医学院和大学部大量的行政工作。
他也非常珍视友谊，并为他的朋友腾出时间。 在给一位老同事的信中，他说：「如果说，世间有任何事物最能彰显天主赐予人类的恩宠，那莫过于友谊。 一切伟大的事物—好像无私的奉献，以及随之而来的爱—都始于友谊。」有一次，他从潘普洛纳专程去马德里，只是为了要亲自告诉朋友，他的兄弟患了癌症，而不是通过电话告知他朋友。 他的一位同事观察到：「他工作时，似乎显得杂乱无章，正因为他受更高层次的标准所支配，那便是慈爱之心。 只要他发现有人需要帮助，他便会立即前往援助，无论那个人在哪里。」
为了要做这么多的事，他不得不减少睡眠的时间，在星期天和假日，他也去诊所看病患。 有时他整夜守在病危病人的床边，也经常在深夜拜访病人。 主要的原因，是为了确保他们能得到适当的医疗照顾。 他曾经说过：「凌晨三点，你可能救一条命。 但是到了早上九点，你所能做的就只有签署死亡证明。」其实大部分的时间，他只是想去看望、安慰他的病人。
他经常邀请研究生晚上到家里一起讨论文献和案例。 这些聚会是在爱德华多吃完晚饭（西班牙人习惯在9点到10点半吃晚餐）后，大约晚上11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深夜。 有时免不了他会打一下瞌睡，但是醒过来以后会继续工作，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拥有伟大心灵的临床大师
爱德华多曾经告诉过朋友：「我们有两种语言：逻辑的语言和情感的语言。 逻辑思维是有限的。 因此，当你已达到逻辑的极限，没有办法达成协议时，唯一的方法就是使用情感。 我一辈子，在生活的各个领域中所做的一切，总是基于情感来行事。」在他对病患的照护中，这一点特别的明显。
爱德华多的医学方针是在迪亚斯学派中养成的，他高度依赖他为每位患者编制详尽的临床病史。 这运作遵循「病患永远是对的」重要原则。 这意味着在病患的疾病叙述中，隐藏着可利用来诊断的线索。 如果你仔细聆听病人，他会引导你得到正确的诊断。 随着岁月的流逝，爱德华多将实验室的检验和其他的现代诊断工具纳入他的看诊中。 尽管如此，他继续依赖临床病史作为诊断的关键要素。 他深信，医师的根据是在于他洞悉患者个性的能力。 只有这样，实践医疗的核心—医病关系—才能展现其最真实的特质。」
爱德华多在潘普洛纳的岁月里，医学专业的结构经历了迅速的改变。 迪亚斯医师将医学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内科居于顶端，其他各专科则为从属内科的结构。 随着时光的前进，随着越来越多可利用的复杂诊断工具，专科也变得越来越独立。 爱德华多很难接受这件事实，因为他认为在医学里以病患为核心的整体观正在慢慢消逝。 当大学医院内原属于内科的部门陆续独立成科时，他备感煎熬。 尽管他承认这种改变存有某些优势，但这又似乎表现出医界正逐渐的忽视病患为一个存在的完整个体。
「病人永远是对的」这项原则，对爱德华多而言也意味着：极其重要的一点在于重视病人对自身病情的看法、对自己处境和需求的主观感受。 例如，当病患要求喝点酒时，他会认为这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缓解病患的痛苦感，他会毫不犹豫地在晚餐时为病患提供一点酒。 他相信医生与病患皆可能存在两种心态。 就医生而言，他可将病患视为临床案例，遵循诊断、治疗与预后的科学法则; 或者在不忽略前述前提下，将病患视为承受身心痛苦的个体。 病患则可能视医生为仅是履行职责的专业人员，或珍视医生的人性层面，视他为值得倾诉的知己。」
爱德华多坚信，病患需要高度的关注。 医师的使命，不仅是治愈他们。 他必须给他们情感、信心和活下去的欲望，有些病人就缺乏这些。」根据他女儿的说法，父亲完全投身于他的病患。 他爱他们就像是我们家庭的成员一样。」
根据他的一位同事，他教学和实践的关键都放在对个别病患的关注上：「当爱德华多在教室或科学研讨会中谈论病患时，他惯于使用很严谨、理性和科学的态度来分析。 然而，当他在医院或在病患床边时，即使他正在与其他医师或医学生交谈时，他绝不谈论临床的个案。 他们是他的'小病人'，他以特殊的情感照顾每个小病人、宠坏他们。 他对病人和他的整体情况的关心，甚至胜过他的疾病。 当然，他关心诊断和治疗，但他最专注的是这个病人如何处理自己的疾病。 他最大的愿望是帮助每个人看清病痛含有的正面价值，并能成为一个人改善自己的机会。
当他在医院巡房时，他经常坐在病患床边，握住他们的手或轻柔地抚摸他们的头，很和气的说话。 无论他多么忙，一旦与他们在一起时，他总是看起来好像他有世界上所有的时间。」
一位与他工作多年的护理师回忆：「我很钦佩他与病患的亲切往来。 他从未给我任何匆忙或有压力的感觉。 他与他的'小病人'（他经常这样称呼他们）的对话很亲切。 他仔细聆听，并记录病患所说的话，即使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他很少打断他们的谈话。 病患是唯一的主角。」
一位病患写信给他：「你恰如其分的言语给我很大的鼓励，带来慰藉，更赐予我承受病痛所需的坦然。 你宛如守护孩童安眠的善良天使，毕竟病患就像孩童一样。 你无法想象我和家人对你这份善意的感激之情。 我们共同的朋友拉纳医生凭着敏锐的直觉所言不虚：『爱德华多医生凭着他的慈爱与和藹治愈的病人，远多过他高明的医术，尽管他的医术的确治愈了无数的人。』」
1966年，爱德华多成为圣施礼华的医师。 这让他有机会亲自认识主业团的创办人。 他说每次探访了施礼华后，他都「感到自由自在，像鸟儿般翱翔。」这些会面给了他「渴望在职业生涯中重新开始的冲动。」
尽管从他职业生涯的开始，爱德华多就专注于去认识了解他的病患，并将他们视为值得尊重和关爱的人，但他说，为主业团创办人看诊，帮助他了解「他病患的个性、动机和顾虑，他的恐惧、希望、喜悦与短期的愿望。」
献身于大学
在潘普洛纳，爱德华多致力于发展医学院和大学的其他部门。 他大幅地削减了自己在国际学术医学界建立声誉的机会，而将注意力转向机构的实际需求。 除了教学、研究和照护病患外，他专注于与地方及省级政府机关协商、结识城市各界人士、筹募资金，并致力将大学诊所打造成私人病患愿意前往就医的医疗场所。
他对护理学院及护理人员的工作亦深感兴趣。 他视护理工作为传递基督徒的生命观、对抗物质主义的关键力量：「放眼大学培育的各类专业人才，很难找到一个职业能在抗拒物质主义的战役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 护理人员在病患与家属面临生死的关头时，始终陪伴左右，理应成为真理之光的传递者。」他向护理人员传达了她们工作的重要性：她们是医师的协助者，而非仅是助手。 他敦促她们，在踏入诊间时，应该将个人的问题抛诸脑后。 值班时，病患应是她们唯一关注的对象。 他也鼓励她们尽力让病患感到在诊所比在家中更舒适自在。
他不断的给护理师，及其他医师这种对病患全心奉献的明确榜样。 一位与他密切合作多年的医师回忆了一个特别带有戏剧性的事件。 当爱德华多的母亲在大学医院病逝时，他全程守候在她的身旁。 但在母亲离世后，他只停留了几分钟为她祈祷，随即前往完成他巡房的任务。 在返回办公室的途中，他遇见一位病患的丈夫，有许多话想表达，同行的医师想用「爱德华多刚刚丧母」为理由，来打断他们的对话。 爱德华多却悄悄地拉了拉同事的白袍阻止他。 同事事后表示「那位丈夫本来可以简短一些啊，」爱德华多却回应道：「我们必须为病患留出时间，并向家属说明病情。」
教师和院长
爱德华多是一位很杰出的教师，始终与学生们保持着轻松自然的关系。 有一天在医学院的走廊上，一个学生走近他说道：「教授啊，现在的医生真是懂得太少了！」「是啊，」爱德华多附和他说道，「但你必须懂得那『少少的』知识，才能通过考试喔。」他总是愿意花时间帮助遇到困难的学生，并以深切的关爱对待他们。 例如他曾写信给一名大一的新生，表示愿意赐予对方「丰沛的宁静与力量，使你能够以单纯的微笑接纳即将面临的困境、周遭人们的过失（他们毕竟是凡人，难免不犯错），以及医学院第一年艰难的学程中，种种微小的磨难。」提到校园入口处的户外圣母朝圣地时，他补充道：「如你所知，校园里有座『美善之爱圣母』的朝圣地。」
他偶尔会对学生动怒，但总能迅速的收敛并弥补自己的过失。 有次在会议中，一名学生代表以爱德华多认为不恰当的方式批评了一位年轻教职员，他当场严厉的斥责对方，最后甚至说出：「你今后不再是医学院的学生了。」然而当天下午，他就主动的去找那名学生，给了他一个几乎将他举起来的大大拥抱。 此事就告一段落。
爱德华多从1962年到1978年担任医学院院长，中间在1966至1969年曾暂时离开职务，转任大学副校长。 从他写给一位最近被任命为另一所医学院院长的朋友的信中，可以了解他作为院长的日程安排和生活方式。 他坚持需要继续进行研究、看病患和教学。 他强调，行政职务所耗费的时间应该尽量缩减至最低限度。 他并建议以下时间的分配：每天2小时上课; 1小时看学生; 2小时看社会保险的病患; 2小时看私人病患; 2小时做研究; 1小时做院长的工作; 2小时祈祷。 晚上，1小时学习。 如不包括2小时的祈祷，这是每天11个小时的工作日。
当他在1978年卸任院长职务以后，成为大学之友协会的主席。 他本来更愿意将筹款和培育支持者的工作留给别人，将自己的时间献给教学、研究和照护病患，但他优先考虑到大学的需要。 他在大学之友协会的工作教会了他，要有耐心，耐心和坚持，最重要的是寻找大学非常需要的朋友，并与他们进行使徒工作。」
大家庭的父亲
根据他的儿子卡洛斯，父亲认为他的家庭远比他的职业更为重要。 一位同事也证实：「尽管他工作异常的繁忙，无论他从事研究、教学或照护病患，总是全身全心的投入，但他最恒常关切的始终是自己的家庭。 他无法如同自己期望的那样为家人付出更多的时间，但他所能付出的时光都运用得极为巧妙，使每一刻都蕴含着丰硕的成果。」
爱德华多的一个女儿这样回忆：「父亲对我们这些孩子格外的关切。 尽管他的工作繁忙，而且压力沉重，他始终挂念着我们每个人的琐事，尤其关注母亲的点点滴滴。 父母俩人感情深厚，彼此心意相通。 他以独特的方式疼爱我们每一个孩子。 …… 温柔体贴、热情奔放、积极进取、善解人意、且要求严谨，更拥有无比开朗的个性。」
他们在格拉纳达时，尽管家里有司机，但他通常亲自开车送孩子们上学，以便能与他们多相处一些时间。 终其一生，他尽力与妻子和七个孩子一起吃中午的正餐。 他也在家吃晚餐，虽然他经常迟到，但妻子萝莉塔会等到他回家，晚餐后无论多晚，他们一定会一起念玫瑰经。
爱德华多从不向孩子说教，但他的榜样对他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他的一个女儿回忆：「尽管他从未告诉我们应该早起或去望弥撒，但他的生活方式感动了我们。 这就是我怎样养成在上学前去望弥撒的习惯。」
他的妻子回忆说：「家搬去潘普洛纳后，起初他似乎能为家人腾出较多的时间。 我们全家一起常去附近地区郊游、去看电影，万一他需要中途停下来看病人的话，我们就会等候他回来。 但过了没多久，他便完全沉浸于他的工作中了。 二十四小时根本不够用。 他总要熬夜研读至深夜。」
萝莉塔偶尔会抱怨他的工作太过量，但儿子卡洛斯却如此的描述：「她当初是在完全了解自己所投入的情况下，而选择了这条路，她完全理解驱使父亲在每个场合行动的深层动机，并与该动机完全共鸣。 她常说父亲在这方面，从当初他们认识时，他就未曾改变过。 她坦言自己深爱的就是真实的他，喜欢他本来的模样。」
爱德华多似乎也意识到自己过度地投入工作。 他在1977年的一封信中写道：「萝莉塔非常快乐，她以朴实的态度承受了自己的健康问题，并以平和的心境看待我陪伴她的时间是如此的稀少。 这所大学这么吸引了我，以致最终人们会说：'他把所有事都搞砸了。』这是我们在工作过度时，常说笑的，或许我们确实走得太过头了。」
他们的一个儿子小爱德华多患有脑部病变，时常癫痫会发作，或爆发愤怒。 女儿回忆道，父亲对他特别地疼爱，亲昵的唤他为「小爱德华多」。 无论他做了什么，父亲从不对他大喊或斥责，视他为「天主的珍宝，我们必须悉心照料他。」他们全家在与这位患病体弱的弟弟同住相伴的岁月里，其他孩子学会了如何以谅解和仁爱的实际方式生活。 或许正因为如此，爱德华多视小爱德华多为他们「家庭的救赎」。
当小爱德华多二十岁时，他暴怒的发作已危及家人的安全—尤其对常年背痛的萝莉塔构成威胁—最终不得不把他送入精神病院。 此后爱德华多终其一生，每周至少去探望他一次，通常他选在周日上午快结束的时候。
虔敬的生活
爱德华多的日常生活深受他在主业团获得的培育的影响。 当他在1960年第一次遇见未来的圣施礼华时，他回忆说：「父亲，您要求我来潘普洛纳协助创建大学，如今我们已达到目标了。」「我请你们到潘普洛纳来，并非为了创办一所大学，而是为了成为创办一所大学的圣人。」圣施礼华答说。
爱德华多说他从创办人身上学到三种美德：「一、怀抱对邻人的热爱，接纳他的局限与缺陷，藉此爱所有的人; 二、在日常琐事中体现超性的感受，使人生的旅程永保欢欣; 三、以及对这所大学恒久不渝的热爱。」另外有一次，他这麽总结了他在主业团所学到的：「其一、优雅地背负十字架，是亲近基督的唯一途径，好像与祂同在，处处皆是平安喜乐; 其二、平凡工作可成为追求圣德的管道，这圣德应投射于自己家庭及周遭的所有人身上。」
爱德华多努力完善地生活出主业团成员的生活规范。 他对圣母玛利亚怀有格外深切的敬爱。 尽管工作繁忙，他每日正午必然停下工作来诵念《三钟经》。 每天晚饭后，无论多么疲惫或已是深夜，他总会与萝莉塔一同诵念玫瑰经。 每逢周六，全家会齐声颂唱《万福母后诵》以恭敬圣母，爱德华多更常亲吻家中的圣母像。 纳瓦拉大学校园内矗立着一座户外的圣母朝圣地，供奉着圣施礼华赠予校方真人大小的「美善之爱圣母」雕像。 自1966年落成以来，无论风雨交加或道路泥泞，爱德华多都坚持每天会去拜访那座圣母像。 他更坚持每周领受告解圣事。 在生命的末期，即使好天气他也很难走动。 有一次，在他通常去告解的日子，街道因覆盖冰雪而寸步难行。 主业团中心主任看到他出现在门口时，感到十分惊讶：「爱德华多，你在这样的日子来这里做什么？」他答道：「我是来办告解的。」
他非常渴望帮助其他人更接近天主。 例如，在生命的末期，他邀请朋友陪他一起避静。 参加的有三位：一名医学生、他妻子常去买东西的商店老板，以及一个在当地经商的朋友。 他经常与临终病患谈论告解和勤领圣事的重要。
疾病和死亡
终其一生，爱德华多身体都很健康。 他虽然有跌倒过和一些轻微的事故，但从未病重到需要卧床。 有一天他幽默的对一位同事说：「你知道我为什麽从不生病吗？ 因为我从不喜欢去看医师。」
然而，1980年，他体重开始减轻，并出现一些其他症状。 他意识到自己应该做个体检了，却一直拖延。 在接下来的几年，他体重持续减轻，腿和脚也出现无力的现象。 尽管他已正式退休，但他仍是纳瓦拉大学之友协会的主席，继续非常卖力地工作。 协会的前任主席在八十多岁时退休了，有一天与爱德华多分享引导他生活的原则：「第一，活着就像我今天就要死去; 第二，工作时就像我要永远活着; 第三，努力今天至少做得和昨天一样多。」爱德华多完全接受了这些原则，然而月复一月，他发现第三个原则越来越难实践了。
1983年夏天，他终于去看了医师，诊断出他罹患了转移性结肠癌。 手术后，他开始感受到神经疼痛，迫使他放弃教学和看病，虽然他还是继续在大学之友协会工作。 他因无法参加1983年10月协会的年会，而录制了一个短讯，他说：「别以为我会难过。 事实上，我内心非常平静。 我相信上主总为我们做最好的安排。 祂不会遗弃萝莉塔或我们任何人。 只要我们保持忠信，祂必引领我们回到祂身旁，在那里我们会与我们深爱的大学创办人—父亲（圣施礼华）相会。」
当他生病的信息传出之后，当地报纸采访了他，并发表了一篇两页长、题目为「给临终者的讯息」的文章。 在采访的某一时刻，爱德华多说：「我真正关心的只有一件事。 我想去天堂。 是的，我相信它的存在，是我享受与天主同在的地方。 天堂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的心智太过有限，无法理解或解释。 但我渴望前往那里。
人们说天主使人顺服于祂的旨意，这话千真万确。 如今我意识到自己即将离开人世，我不会说自己毫无恐惧...... 也不会否认自己宁愿毫无痛苦的离开世界。 然而我仍接受天主赐予的一切。 我对祂满怀信心，自己最殷切祈求的是：这份始终陪着我爱天主的信念，此刻在我最需要它的临终之际，千万不要离我而去。」
这篇文章发表以后，许多人联系了爱德华多。 一位同事索托医生写信给他：「我欠你太多太多，是远超过你的谦逊所能想像的。 你散发着坚毅、宁静，尤其那份与望德、爱德融合的坚定信仰。」
最令爱德华多动容的，是二十年前在诊所碰到过的一位男子的来信。 那人写道：
「我曾是小城镇的市政职员。 如今我一无所有：癌症迫使我退休。 像你一样，我也在等待死亡的降临，但我的等待充满了恐惧。
我们之间存在天壤的差异。 你是'有宗教信仰，却不涉及政治'，我是'涉及政治，却无宗教信仰'。 你谈论死亡时不带任何的悲伤，我却充满了恐惧。 你说自己试图在生命中尽己所能行善，我则试图活得忘却行善之事。 你相信天堂，我此刻多么渴望相信。 从前我总以为那与我是毫不相干的。
读完你的访谈后，想到你我共同的癌症（这是我们唯一的相同点），我竟萌生强烈的渴望—渴望前往那个我从未相信过的天堂。
时隔二十年，我再度去办了和好圣事。 上一回是去你的诊所看完病以后。 你开的处方笺里竟包含'去办告解'这项。 当时的病痛与恐惧驱使我去办了告解; 待身体康复以后，我就把此事抛诸脑后......。
你73岁，我37岁。 年龄无关紧要。 我们两人在去另一个世界的时日所剩无几。 你是被'清楚而有爱德地'告知病情。 我却被'混乱而欠缺爱德地'告知。
我写这封信，只因感觉到自己此生第一次借此做件好事。 倘若是我收到这封信，得知自己'为他人行善'必将欣喜不已。 这无疑是你与我不同的地方，我仍存有虚荣之心。
医师，如果天堂存在而且你去到那里，请别让我落单，纵使我仍然可能不相信。 医师，感谢你的讯息。」
爱德华多尽可能长时间地继续为纳瓦拉大学之友协会工作。 对他的主治医师来说，他看起来「如同一名正竭尽己力的跑者，奋力冲刺直到精疲力竭的抵达终点。 他在许多方面都展现了英雄气概。」
担任圣施礼华医师的岁月里，他深受圣人全心交付的态度所感动—圣施礼华从未质疑或提出任何建议。 他决心模仿他这一点，将自己的医疗决策全权的交托给照护他的医疗团队。 初诊以后，他本倾向于拒绝化疗，但想到圣施礼华如何无条件的遵循医师的建议，便打定主意将决定权交给他的主治医师。
在他生命的最后，医师们曾经为了是否应采取较激进的手术，还是采取自然疗法而争论不休。 当医师告知他，他们认为用自然疗法较妥时，他惊呼：「赞美天主！ 我正在为此决定祈祷。」他始终没有试图影响医师们的决定。
临终前夕，一群医师前去探视他时，其中一人神情极度忧郁。 爱德华多对他说：「安德烈斯，让我们能看到喜乐的面容。 这个生命属于喜乐的人。」
爱德华多确实经历过恐惧的时刻，也曾为尚待完成的事感叹，他对访客说：「真希望能再活六七年啊！」然而他在祈祷中寻得平安。 躺在诊所的病榻上，他写信给友人：「我已心满意足了。 毕竟，我们总要向上主奉献一些什么。」他对儿子卡洛斯说：「如今我明白，我的一生充满了意义，就连最平凡的事物也是这样。」效法圣施礼华的榜样，他不断祈祷：「主啊，求祢增加我的信德、增加我的望德、增加我的爱德，使我的心如同祢的一样。」于1985年5月20日，他怀抱着这份祈愿，安详的离世。
爱德华多的列圣品案件于1998年开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