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濟各·龐茲·彼拉菲塔（1919年，生於韋斯卡）剛滿100歲。他無疑是NuestroTiempo雜誌採訪過最年長的一位，他身體健康、頭腦清晰、和藹可親，讓人印象深刻。他領帶打得相當漂亮，跟我說:「先讓我列印幾份檔案。」然後走到電腦前，輕鬆的處理完畢。「再讓我看看這封電子郵件，」他補充一句，就是拒絕坐在螢幕前的椅子上。
他仍然認為自己是一名大學生。「這是一輩子得面對的現實！」他聲音低沉。的確，在他100歲時，他依舊在學習，想跟上他領域的進步。他曾發表了170多篇研究文章，6篇學術論文，4本學生手冊和許多與大學教育相關的出版品。也寫了一本回憶錄，《我與主業團創辦人的相遇》（2000年），書中他詳述自己記憶中的聖施禮華。
今年你的生日，最讓你興奮的是什麼？
在我100歲生日的慶祝中，有很多感人的表現，我很難特別強調是某一個。也許是Grand Chancellor的問候和擁抱。（去年夏天主業團監督的致意），或是一位多年未見的從前博士班學生對我的感激和愛戴，以及來自校方主管和舊生們對我的情感。
在你快要100歲時，回顧以往，你最自豪的是什麼？
我一直努力不讓自己驕傲。可是，有些事情令我非常滿意，非常高興。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莫過於遇到聖施禮華，能夠認識他，聆聽他的教誨多年，看到他對我的信任，讓我去完成各種各樣的任務，尤其是在納瓦拉大學。多虧了那個經歷，讓我發現自己在這個世上的位置和我生命的緣由。
你在馬德里遇到他的嗎？
是的，1939年10月，當他住在漢納街的學生宿舍裡時。那時他是個很年輕的神父，37歲，深愛耶穌基督和聖母。他很單純，跟我們每個人都很親近，從他的表情中，我們可以感覺到一份深厚的感情。他很重視我們的個人狀況，教導我們對神父的尊重以建立父愛，以及極大的信心，並鼓勵我們改善我們的基督徒生活。
你為什麼選擇住在學生宿舍裡？
是若瑟瑪利亞·阿巴雷達教授邀請我去宿舍會見主業團的創辦人。他是我在韋斯卡中學，高中最後一年的老師。我們在他的土壤科學的實驗室裡簡單的實驗中，實習協助他。我想我對科學研究的熱情就是從那時開始的。儘管我們年齡有段距離，我們成為忘年之交。第二年，也就是1935 - 1936年之間，我們兩人都搬到馬德里。有好幾個星期天，我們會一起散步，他帶我參觀這座城市。
內戰期間，一切都癱瘓了。我不得不搬很多次家。從卡泰羅尼亞開始，最後搬到昆卡。於1938年，在薩拉戈薩見過阿巴雷達一次。他已經請求加入主業團。我印象深刻，因為當我們見面時，他告訴我他未來的準備。戰爭結束後，最重要的事情是讓國家重建、變得更好，西班牙的科學界也需要達到更高的水準。我後來才得知，在內戰開始時，他的父親和兄弟都在卡斯佩被殺，但他那時並沒有跟我提起這件事。
衝突結束之後，他告訴我，他要搬到漢納學生宿舍去住，我應該去那探望他。我喜歡那裡的氛圍，也開始參加一些由聖施禮華教授的基督宗教培育課程。1940年1月，他們為我詳盡的解釋了主業團。三周以後（1940年2月10日），當我向創辦人表明要加入時，他對我說，他們為我的聖召祈禱了很多，特別是阿巴雷達教授。然後我搬進了宿舍；他們在已經有三張床的房間裡又加了一張床。
目前的情況，與過去全然不同，你對現在在大學念書的人有什麼建議？
他們要充分利用自己的時間。要考慮到大學所傳授給他們的教育，賦予未來力量，並將幫助他們開發更好的計畫、服務更多的人。你對別人負有一份責任，浪費時間其實傷害到每個人：家庭、社會和自己。所以千萬不要變得自私。有些學生被訓練成以自我為主的競爭個性，這是不好的，因為他們以後會變得苦澀。如果他們有交朋友，如果他們慷慨大方，他們會更加的快樂。
對老師們呢？
記得在一次學生聯歡會中，一位老師問聖施禮華：「父親，我能為學生們做些什麼？」他回答說：「愛他們。」這一點非常重要。如果你真的愛他們，你會給他們建議和幫助，即使你是為了他們的利益而要求他們。
你是在歐洲完成學業的，譬如蘇黎世、弗萊堡……這在當時並不常見。
實際上，在那個年代，幾乎所有讀過研究所，並最終成為全職教授的人，都出國深造。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當中（1942年）完成了博士學位，我選擇了瑞士，因為我有良好的科學背景，而且我沒有參與戰爭。
我曾在著名的蘇黎世理工學院從事過一段時間的動物營養學工作，之後去了弗萊堡醫學院，在那裡我專注於腸道吸收過程的研究，這是我在巴賽隆納大學和納瓦拉大學研究的主要領域。出國是一件好事，因為你可以與那些你先前不認識的人建立關係，並可以接觸到你感興趣的工作領域和方法。
對一個來自西班牙的人來說，離開這個國家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嗎？
是的。我記得1961年參加莫斯科國際生物化學會議。俄國在西班牙還沒有大使館。我是在巴黎拿到了簽證，當我們到達莫斯科的酒店時，我們的護照被拿走了。我承認，我很擔心在遊覽這座城市時，會被要求證明自己的身份。例如，早上在過早的時間乘座大眾交通工具，就有點冒險了，因為我每天都想去那裡唯一的天主教教堂望彌撒。
其他的西班牙人在出發前幾天，護照就歸還了，但我的卻沒有出現。可以理解的是，我已經開始想像：自己不能搭飛機、沒有錢住酒店、沒有外交代表、被拘留的可能性很大。最後，經過我的堅持，終於在酒店的護照名單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原來護照是按照倒數第二個姓氏字母的順序排列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
當納瓦拉大學創立在像邦不隆那這樣的省會都市時，你對它的國際拓展有何想法？
由於創辦人獨到的堅持，於1954年成立了醫學院。我那時是巴賽隆納的教授，我很清楚，一切事都會解決的。在聖施禮華推動進行的計劃中，他傳遞了全然的信心，我深信，如果他對創立納瓦拉大學有興趣的話，結果肯定會是很成功的。將會是所優秀的大學。但我不知道它會成為歐洲排名第三或第四，僅僅落在牛津和劍橋之後的學校，但它會成為一所優秀的大學。
為什麼聖施禮華堅持要在邦不隆那設立大學？
我從來沒有問過他這問題，伊斯梅爾·桑切斯·貝拉（Ismael Sánchez Bella，該校第一任校長）跟我說，他也沒想到問這件事。我的想法是，一方面，在納瓦拉和附近地區沒有大學。此外，這個地區以篤信基督宗教而聞名；成千上萬的納瓦拉神父和修道人士，因他們在世界各地的傳教工作而為人稱道。另一方面，在所有教育和經濟事務上都是西班牙最有自主性的區域。因此，納瓦拉人或許最能夠理解私立大學的存在。早在十九世紀就曾有人抱怨，為什麼納瓦拉沒有一所大學。
1966年，聖施禮華邀請你成為校長。你對這個決定有什麼反應？
我在巴賽隆納當了22年的教授，對我的研究工作和分配給我的教學工作都很滿意，我也很喜愛我的學生，我試圖給他們清晰而跟上時代的教育。1966年3月，應屆校長阿巴雷達去世。不久之後，我因為其他事情去了羅馬，我有個機會看到聖施禮華。那時我才知道，他有意讓我接承阿巴雷達做校長。面對如此重要的職位，我儘量避免表達我的恐懼。阿巴雷達是國際知名的學者，自西班牙高等科學研究機構（CSIC）成立以來，一直在該機構中擔任要職。但是在目睹聖施禮華對我的信賴，我答說：「我在這裡，無論需要我做什麼。」
需要什麼？一方面，需要非常多的平靜（笑）。不要被任何事情嚇到。平靜，知道如何傾聽，並與他人一起研究問題的根源，不要在遇到緊急情況時不知所措，儘量不傷害任何人，最重要的是能同儕共治。在大學的共治的制度中，校長主持會議，但他自認為只是眾人中的一個而已。因此，你沒有可能成為暴君的風險。這制度很健全，因為四隻眼睛比兩隻眼睛看得更清楚，何況我們這裡有二十隻。所以有更多做出正確決定的可能性。此外，最重要的是，校長需要求助於天主和聖母的代禱。
在你身為校長的告別演說中，你說你唯一得做的事就是「讓大學繼續前進」，因為創校的一批校長們已經完成了困難的部分。
對於一所剛剛起步的大學來說，最重要的是風格、是精神。從一開始，這就已經是現實了。聖施禮華教導我們要以基督徒的方式生活和工作、彼此和睦團結、關心他人，尤其是那些受苦的人。其餘要做的就是繼續大學的自然發展：擴展校園、增加建築、聘請教授，以及其他類似的事情，同時努力確保創校精神的核心更日益發揚光大。
你是在1968年5月成為校長，那個年代許多歐洲大學經歷了學生暴動，在這裡並沒有太多的反響。為什麼？
我想說的是，這所大學的總體氛圍就是工作、上課和接受培育。我認為那些年代的學生反叛的主要因素有兩個。一方面，老師和學生之間有很大的距離；在教授上課的講臺和學生的課桌之間也有很大的距離。這裡沒有發生過這類的事。如果有什麼問題，我們的學術當局可以出面，此外，學生代表也是他們通過投票自己選出來的。
另一方面，在其他的西班牙大學，或公立大學，他們反抗的理由幾乎總是反對佛朗哥政權。這是一個簡單的正當理由。但在這裡，我們與佛朗哥政府的教育政策毫無瓜葛，也沒有因此遭受多少痛苦。這裡唯一的學生事件是1969年6月20日學生的靜坐示威引起一些注意。二百多名學生聚集在校長的大廳裡。沒有騷亂或暴力。我們聽取了他們的訴求，並作出了回應。示威結束之後，學生們連吃了三明治的垃圾都沒有扔在地上，這已經相當難能可貴了！
你在納瓦拉的這許多年中，你認為哪些是最好和最糟糕的時刻？
對我來說，最難忘的時刻是1967年10月。來自世界主要大學：哈佛大學、科英布拉大學、魯汶大學、巴黎大學、慕尼黑大學和馬德里大學的六位教授一一接受了我們授予的榮譽博士學位。第二天，納瓦拉大學之友協會舉行聚會，成千上萬的人聚集在邦不隆那。這代表了偉大的精神支持；看到那麼多人對這所大學的贊同與支持，真是令人驚喜。
聖施禮華也在校園彌撒裡發表了「熱愛世界」這篇著名的講道。
當然！我想這是聖施禮華第一次公開的講道。他自己也非常重視此事，因為在那個時候，一些人給主業團貼上了與現實不相符的標籤。於是他想在講道中闡明主業團精神的關鍵特質。
在十月的那一天，作為主業團的創辦人和納瓦拉大學的創辦人，聖施禮華成為了學術界、教會、社會和媒體關注的焦點，儘管聖施禮華一生都試圖隱藏和消失。
那最艱難的時刻呢？
回憶艱難的時刻總是痛苦的……，曾經有一段時間，在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民間對大學名額有龐大的需求，很不幸的是我們沒有教室建築來容納那麼多的學生。我們在聲請獲得合法的校園用地時，遭遇到嚴重的阻礙困難，所以我們無法增蓋新教室。我們不得不在中央大樓裡設置分隔欄。在三樓，為三百位法律系一年級學生設立了一間大教室。那幾年是非常困難的……。
一般而言，最糟的時刻來自於反大學的態度，好像無知，或惡意的散播錯誤資訊；當然，我們這也不例外的遭受過恐怖分子的襲擊。無論如何，最好的忠言是記住聖施禮華的教導：永遠寬恕。
你已經到了一個值得尊敬的高齡，現在應該很有智慧了。你認為幸福是什麼？
（笑）要感恩。要為這麼多的事情感謝天主。當你真誠地感恩時，你就會快樂。儘管我有很多個人缺點，我希望天主以祂無限的慈悲，身為一位好父親能接納我，讓我感謝祂為我所做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