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济各·庞兹·彼拉菲塔（1919年，生于韦斯卡）刚满100岁。他无疑是NuestroTiempo杂志采访过最年长的一位，他身体健康、头脑清晰、和蔼可亲，让人印象深刻。他领带打得相当漂亮，跟我说:「先让我打印几份档案。」然后走到计算机前，轻松的处理完毕。「再让我看看这封电子邮件，」他补充一句，就是拒绝坐在屏幕前的椅子上。
他仍然认为自己是一名大学生。「这是一辈子得面对的现实！」他声音低沉。的确，在他100岁时，他依旧在学习，想跟上他领域的进步。他曾发表了170多篇研究文章，6篇学术论文，4本学生手册和许多与大学教育相关的出版品。也写了一本回忆录，《我与主业团创办人的相遇》（2000年），书中他详述自己记忆中的圣施礼华。
今年你的生日，最让你兴奋的是什么？
在我100岁生日的庆祝中，有很多感人的表现，我很难特别强调是某一个。也许是Grand Chancellor的问候和拥抱。（去年夏天主业团监督的致意），或是一位多年未见的从前博士班学生对我的感激和爱戴，以及来自校方主管和旧生们对我的情感。
在你快要100岁时，回顾以往，你最自豪的是什么？
我一直努力不让自己骄傲。可是，有些事情令我非常满意，非常高兴。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遇到圣施礼华，能够认识他，聆听他的教诲多年，看到他对我的信任，让我去完成各种各样的任务，尤其是在纳瓦拉大学。多亏了那个经历，让我发现自己在这个世上的位置和我生命的缘由。
你在马德里遇到他的吗？
是的，1939年10月，当他住在汉纳街的学生宿舍里时。那时他是个很年轻的神父，37岁，深爱耶稣基督和圣母。他很单纯，跟我们每个人都很亲近，从他的表情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一份深厚的感情。他很重视我们的个人状况，教导我们对神父的尊重以建立父爱，以及极大的信心，并鼓励我们改善我们的基督徒生活。
你为什么选择住在学生宿舍里？
是若瑟玛利亚·阿巴雷达教授邀请我去宿舍会见主业团的创办人。他是我在韦斯卡中学，高中最后一年的老师。我们在他的土壤科学的实验室里简单的实验中，实习协助他。我想我对科学研究的热情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尽管我们年龄有段距离，我们成为忘年之交。第二年，也就是1935 - 1936年之间，我们两人都搬到马德里。有好几个星期天，我们会一起散步，他带我参观这座城市。
内战期间，一切都瘫痪了。我不得不搬很多次家。从卡泰罗尼亚开始，最后搬到昆卡。于1938年，在萨拉戈萨见过阿巴雷达一次。他已经请求加入主业团。我印象深刻，因为当我们见面时，他告诉我他未来的准备。战争结束后，最重要的事情是让国家重建、变得更好，西班牙的科学界也需要达到更高的水平。我后来才得知，在内战开始时，他的父亲和兄弟都在卡斯佩被杀，但他那时并没有跟我提起这件事。
冲突结束之后，他告诉我，他要搬到汉纳学生宿舍去住，我应该去那探望他。我喜欢那里的氛围，也开始参加一些由圣施礼华教授的基督宗教培育课程。1940年1月，他们为我详尽的解释了主业团。三周以后（1940年2月10日），当我向创办人表明要加入时，他对我说，他们为我的圣召祈祷了很多，特别是阿巴雷达教授。然后我搬进了宿舍；他们在已经有三张床的房间里又加了一张床。
目前的情况，与过去全然不同，你对现在在大学念书的人有什么建议？
他们要充分利用自己的时间。要考虑到大学所传授给他们的教育，赋予未来力量，并将帮助他们开发更好的计划、服务更多的人。你对别人负有一份责任，浪费时间其实伤害到每个人：家庭、社会和自己。所以千万不要变得自私。有些学生被训练成以自我为主的竞争个性，这是不好的，因为他们以后会变得苦涩。如果他们有交朋友，如果他们慷慨大方，他们会更加的快乐。
对老师们呢？
记得在一次学生联欢会中，一位老师问圣施礼华：「父亲，我能为学生们做些什么？」他回答说：「爱他们。」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你真的爱他们，你会给他们建议和帮助，即使你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而要求他们。
你是在欧洲完成学业的，譬如苏黎世、弗莱堡……这在当时并不常见。
实际上，在那个年代，几乎所有读过研究所，并最终成为全职教授的人，都出国深造。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1942年）完成了博士学位，我选择了瑞士，因为我有良好的科学背景，而且我没有参与战争。
我曾在著名的苏黎世理工学院从事过一段时间的动物营养学工作，之后去了弗莱堡医学院，在那里我专注于肠道吸收过程的研究，这是我在巴塞罗那大学和纳瓦拉大学研究的主要领域。出国是一件好事，因为你可以与那些你先前不认识的人建立关系，并可以接触到你感兴趣的工作领域和方法。
对一个来自西班牙的人来说，离开这个国家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吗？
是的。我记得1961年参加莫斯科国际生物化学会议。俄国在西班牙还没有大使馆。我是在巴黎拿到了签证，当我们到达莫斯科的酒店时，我们的护照被拿走了。我承认，我很担心在游览这座城市时，会被要求证明自己的身份。例如，早上在过早的时间乘座大众交通工具，就有点冒险了，因为我每天都想去那里唯一的天主教教堂望弥撒。
其他的西班牙人在出发前几天，护照就归还了，但我的却没有出现。可以理解的是，我已经开始想象：自己不能搭飞机、没有钱住酒店、没有外交代表、被拘留的可能性很大。最后，经过我的坚持，终于在酒店的护照名单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原来护照是按照倒数第二个姓氏字母的顺序排列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当纳瓦拉大学创立在像邦不隆那这样的省会都市时，你对它的国际拓展有何想法？
由于创办人独到的坚持，于1954年成立了医学院。我那时是巴塞罗那的教授，我很清楚，一切事都会解决的。在圣施礼华推动进行的计划中，他传递了全然的信心，我深信，如果他对创立纳瓦拉大学有兴趣的话，结果肯定会是很成功的。将会是所优秀的大学。但我不知道它会成为欧洲排名第三或第四，仅仅落在牛津和剑桥之后的学校，但它会成为一所优秀的大学。
为什么圣施礼华坚持要在邦不隆那设立大学？
我从来没有问过他这问题，伊斯梅尔·桑切斯·贝拉（Ismael Sánchez Bella，该校第一任校长）跟我说，他也没想到问这件事。我的想法是，一方面，在纳瓦拉和附近地区没有大学。此外，这个地区以笃信基督宗教而闻名；成千上万的纳瓦拉神父和修道人士，因他们在世界各地的传教工作而为人称道。另一方面，在所有教育和经济事务上都是西班牙最有自主性的区域。因此，纳瓦拉人或许最能够理解私立大学的存在。早在十九世纪就曾有人抱怨，为什么纳瓦拉没有一所大学。
1966年，圣施礼华邀请你成为校长。你对这个决定有什么反应？
我在巴塞罗那当了22年的教授，对我的研究工作和分配给我的教学工作都很满意，我也很喜爱我的学生，我试图给他们清晰而跟上时代的教育。1966年3月，应届校长阿巴雷达去世。不久之后，我因为其他事情去了罗马，我有个机会看到圣施礼华。那时我才知道，他有意让我接承阿巴雷达做校长。面对如此重要的职位，我尽量避免表达我的恐惧。阿巴雷达是国际知名的学者，自西班牙高等科学研究机构（CSIC）成立以来，一直在该机构中担任要职。但是在目睹圣施礼华对我的信赖，我答说：「我在这里，无论需要我做什么。」
管理这所大学需要什么？
需要什么？一方面，需要非常多的平静（笑）。不要被任何事情吓到。平静，知道如何倾听，并与他人一起研究问题的根源，不要在遇到紧急情况时不知所措，尽量不伤害任何人，最重要的是能同侪共治。在大学的共治的制度中，校长主持会议，但他自认为只是众人中的一个而已。因此，你没有可能成为暴君的风险。这制度很健全，因为四只眼睛比两只眼睛看得更清楚，何况我们这里有二十只。所以有更多做出正确决定的可能性。此外，最重要的是，校长需要求助于天主和圣母的代祷。
在你身为校长的告别演说中，你说你唯一得做的事就是「让大学继续前进」，因为创校的一批校长们已经完成了困难的部分。
对于一所刚刚起步的大学来说，最重要的是风格、是精神。从一开始，这就已经是现实了。圣施礼华教导我们要以基督徒的方式生活和工作、彼此和睦团结、关心他人，尤其是那些受苦的人。其余要做的就是继续大学的自然发展：扩展校园、增加建筑、聘请教授，以及其他类似的事情，同时努力确保创校精神的核心更日益发扬光大。
你是在1968年5月成为校长，那个年代许多欧洲大学经历了学生暴动，在这里并没有太多的反响。为什么？
我想说的是，这所大学的总体氛围就是工作、上课和接受培育。我认为那些年代的学生反叛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方面，老师和学生之间有很大的距离；在教授上课的讲台和学生的课桌之间也有很大的距离。这里没有发生过这类的事。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的学术当局可以出面，此外，学生代表也是他们通过投票自己选出来的。
另一方面，在其他的西班牙大学，或公立大学，他们反抗的理由几乎总是反对佛朗哥政权。这是一个简单的正当理由。但在这里，我们与佛朗哥政府的教育政策毫无瓜葛，也没有因此遭受多少痛苦。这里唯一的学生事件是1969年6月20日学生的静坐示威引起一些注意。二百多名学生聚集在校长的大厅里。没有骚乱或暴力。我们听取了他们的要求，并作出了响应。示威结束之后，学生们连吃了三明治的垃圾都没有扔在地上，这已经相当难能可贵了！
你在纳瓦拉的这许多年中，你认为哪些是最好和最糟糕的时刻？
对我来说，最难忘的时刻是1967年10月。来自世界主要大学：哈佛大学、科英布拉大学、鲁汶大学、巴黎大学、慕尼黑大学和马德里大学的六位教授一一接受了我们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第二天，纳瓦拉大学之友协会举行聚会，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邦不隆那。这代表了伟大的精神支持；看到那么多人对这所大学的赞同与支持，真是令人惊喜。
圣施礼华也在校园弥撒里发表了「热爱世界」这篇著名的讲道。
当然！我想这是圣施礼华第一次公开的讲道。他自己也非常重视此事，因为在那个时候，一些人给主业团贴上了与现实不相符的标签。于是他想在讲道中阐明主业团精神的关键特质。
在十月的那一天，作为主业团的创办人和纳瓦拉大学的创办人，圣施礼华成为了学术界、教会、社会和媒体关注的焦点，尽管圣施礼华一生都试图隐藏和消失。
那最艰难的时刻呢？
回忆艰难的时刻总是痛苦的……，曾经有一段时间，在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民间对大学名额有庞大的需求，很不幸的是我们没有教室建筑来容纳那么多的学生。我们在声请获得合法的校园用地时，遭遇到严重的阻碍困难，所以我们无法增盖新教室。我们不得不在中央大楼里设置分隔栏。在三楼，为三百位法律系一年级学生设立了一间大教室。那几年是非常困难的……。
一般而言，最糟的时刻来自于反大学的态度，好像无知，或恶意的散播错误信息；当然，我们这也不例外的遭受过恐怖分子的袭击。无论如何，最好的忠言是记住圣施礼华的教导：永远宽恕。
你已经到了一个值得尊敬的高龄，现在应该很有智慧了。你认为幸福是什么？
（笑）要感恩。要为这么多的事情感谢天主。当你真诚地感恩时，你就会快乐。尽管我有很多个人缺点，我希望天主以祂无限的慈悲，身为一位好父亲能接纳我，让我感谢祂为我所做的一切。